微博作为一个新兴的传播媒介，在功能上远远领先于传统媒介。它更注重时效性和随意性，用户在使用微博分布与交流信息时，一般都是分享自己的主观看法与见解，而并不像在接触传统媒介时的被动接受。王晓光在《微博客用户行为特征与关系特征与关系实证》中的研究表明，微博注重随时沟通和分享的核心价值、注重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时效性，发布者倾向于以第一人称、口语化、较随意的形式进行自我表述[3]。2015年1月，微博解除了140字的限制，将文字发布扩展到2000字以内。这一举动更是提升了微博用户的使用体验。从自媒体环境来看，微博的诞生大大加快了新闻信息的传播速度，同时也扩大了新闻信息的传播范围，为我们的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便捷的网络平台。《2013上海传媒发展报告》提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舆论格局的转变、产业格局的转型，新媒体传播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4]。与此同时，由于微博的信息传播方式相较于传统媒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新媒体也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而微博用户作为新媒体的使用者，兼备受众和传者的双重身份，他们的媒介素养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由于媒介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联系紧密，媒介素养的内涵也随着传播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不停发生变化。于1953年成立美国最资深的媒介素养专业组织——美国电讯媒体委员会（The National Tele-media Council,NTC）对媒介素养下的定义为：近用、分析、评估以及创造各种印刷与非印刷媒体形式的能力[5]。媒介素养经历了从阅读、理解和书写能力，视听素养、数字化素养、信息素养、新媒介素养的转变。而自媒体环境下的微博对于用户媒介素养的水平仍然不能达到当代学者对于公众新媒介素养的要求——在社交网络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的背景下，个人为了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变化，构建更大、更好的社交网络，应该掌握的新的能力。

微博非实名制的特性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门槛。用户注册微博不需要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只需使用手机号或者邮箱就可以注册。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用户的隐私权不被侵害，但也导致一些网络道德问题的产生，如网络恶搞、信息垃圾、侮辱谩骂性的言论等。前段时间的“赵薇电影《没有别的爱》的换角风波”正是其中的代表事件，2016年7月6日，共青团中央官微在微博上发布了《赵薇、戴立忍及电影没有别的爱遭网友集体抵制》的文章，但该文发布后不久就无法打开。对此网友纷纷表示对赵薇团队的怀疑，更生出了赵薇改国籍、控制舆论等谣言。赵薇之前因“小燕子”一角深入人心，成为国民演员。但就是因为这场“换角风波”，不仅名声扫地，更是被网友质疑抵制。由此可以看出，当今微博热点的舆情发展已经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隐患之一。

在自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微博用户兼备受众和传者两种身份。微博时代，可能一个普通博友看到了一件自认为具备新闻价值的事情，随后发在了微博上，继而引起关注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这个时候，扮演记者的不再是媒体工作者，每个人都可能是报道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体议程设置的局面[6]。因此，笔者分别从受众和传者两个角度，来总结微博用户媒介素养存在的问题：

微博用户作为受众时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第一，网络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薄弱。微博不仅仅只是一个用于社交的软件，它的开通也为公众发布信息提供了平台。但由于微博非实名制的特性，让用户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观点。这点在公众人物身上更有体现。明星为了增加与自己粉丝的紧密度，会在微博上与粉丝进行互动，但也给了“黑粉”吐槽的机会。媒介受众虽然拥有选择权、言论自由权和传播权，但在言论自由权方面受众群体不应滥用而应在不违反法律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加以使用。

第二，媒介信息批判能力不足。新闻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真实性。任何新闻的采集和传播都应建立在确保真实性的基础上。但由于网络时代媒介工具数量的增加，人们传播新闻和接受新闻的途径也变多，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受众的“把关能力”和批判辨别能力逐渐弱化。这就导致受众在接触到“假新闻”的时候，并不会去验证新闻的真伪，而是盲目地选择相信。如近期微博热点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微博和朋友圈几乎都被刷屏。网友的出发点都是想尽自己一份力来献爱心，但随着“5岁女孩罗一笑白血病求助事件”的持续发酵，有人发现了其父罗尔其实是个“有钱有房”的人，而并不是像他缩写文章里的那么走投无路。这起“诈捐”事例，不仅消费了网友的同情心，还反映出微博用户作为受众接受信息时的“视觉盲点”。

第三，对于有价值的媒介信息的利用不充分。就微博而言，用户可以通过发布、转发和评论这三大基本功能来完成即时信息的分享。微博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移动设备登录客户端，随时随地地更新信息。这种“碎片化”的微博信息传播方式虽然迎合了现代社会的信息化进程，满足了现代社会的信息化需求，但它的弊端也时刻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信息的爆炸”。近几年来，我们生活中的信息量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新闻、娱乐、广告和科技信息迅速增加，微博用户作为受众时个人所能接受的信息量也呈现出“超载”的状态。人们很难从泛滥的信息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受众从主动接受信息转变成被动选择的立场，很少会有受众进一步发掘有价值的信息并加以充分利用。相当一部分的用户每天都花很多时间浏览微博首页的信息，有些“强迫症用户”甚至会不断地“刷新”页面，以确保没有新信息的出现。在这整个过程中，用户看似一直在接收信息，但是最后脑子里并没有深刻的印象。人们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且还不能保证对信息的充分利用。

众所周知，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媒介信息大多都是为了赚取利润亦或是权利的讯息，受众良好的判断能力将是媒介素养非常必要的组成部分[7]。受众作为新闻媒介的参与者，决定着新闻媒介内容的取舍，新闻媒介的风格定位以及新闻媒介变革的方向和进程，受众是传媒财富之源、传媒权利之源。受众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成员组合和地域分布上。正是由于这种广泛性造就了受众群体成员的混杂性特征，他们身份地位贫富差距较大，文化教育程度和价值观念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导致了不同受众在面对新闻信息时的接收内容和接受程度（也就是信息的选择和融合能力）都有所不同。

微博用户作为传者时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第一，职业道德素养低下。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介工作者充当的是“把关人的作用。“把关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把关人”既可以指个人，如信源、记者、编辑等，也可以指媒介组织。“全明星探”作为一个资深明星八卦博，在发布信息和控制舆情时却不能完全遵守职业道德。作为娱乐新闻界“大头”的“中国第一狗仔”——卓伟，他的种种作为体现出了当代新闻工作者媒介素养普遍存在的问题。他未经允许偷拍霍建华和林心如婚礼未果后，还利用记者们自嘲拍的照片来“唱衰”；在乔任梁去世之后直播殡仪车。博取受众眼球的目的他们是达到了，但这种为了消费他人来赚取新闻价值的做法违背了身为媒体工作人基本的职业道德。这是他们作为新闻“把关人”的失职，也体现了传者媒介素养的没落。

第二，信息选择和融合能力不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假新闻”上。虚假新闻的特点除了“新媒体越来越多地成为虚假新闻首发源头”之外，还由于新闻传播者各种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导致“非恶意虚假新闻”的产生。新闻传播者应筛选出最具真实性和新闻价值的信息来撰写新闻，并应从多角度对于新闻五要素进行核实和整理。从而与受众进行信息交流与互动，及时且正确得引导公众的舆论。

第三，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新闻传播存在着程式化、片面性等问题，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往往会被忽视（如在灾难性报道中的争夺和冷漠；二次伤害）。当然，侵权和泄露隐私的情况也一直存在。新闻记者在采写报道的时候经常会无意间透露出对弱势群体的不尊重甚至是歧视。

南方都市报在2015年12月刊登了一篇名为《网络媒介素养报告出炉 是一个合格的网民吗》的文章。文章内容是南方都市报旗下凯迪网络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网民网络媒介素养调查报告》。我们可以从图表中看出，被调查网民的媒介素养在新媒体使用维度上得分最高，而批判性理解得分最低。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的网民媒介素养都有差异。而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2015）》指出，微博主力军依然是“三低人群”。2013年该蓝皮书发布的报告显示，微博用户多是“三低人群”，即低学历、低年龄、低收入的人群。时隔两年，微博用户这一基本特征依然明显[8]。学者孙卫国和祝智庭提出，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在面向全体公民的基础上，进行有差别的教育，具体是指“文化程度、年龄、城乡差异、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在内的受众的个体差异，并且媒介素养的教育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9]。

针对自媒体环境下微博用户媒介素养暴露的问题，笔者参考了学术届的一些看法，提出以下几点处理策略：

作为受众，微博用户应能够正确理解分析媒介信息，提出批判意见，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社会的有关部门应及时建立惩处和制约机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

作为传者，微博用户要自觉接受传媒素养教育，强化自身的传媒职业精神。提高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素养；提高新闻传播者多媒体应用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来规范新闻批评体系的建立。

    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才刚刚起步，还未被纳入正式教育体系中，与之相反的是大众媒体带来的流行文化和新型价值观在我国几乎无处不在[10]。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现状并不是很乐观，由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观念的限制，我国民众并没有对媒介素养教育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虽说也有少量学者和专家对媒介素养教育作出理论上的规划，但因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现状，未能与相关教育和社会机构达成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活动的共识。因此，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仍会成为无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