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金家族相关的文献 Spritz（1970）1最早研究发现，投资者会向业绩表现优异的基金汇集，这类基金的资金净流入会随之大幅增长，但是当其业绩变差时却没有发生相应的资金净流出。Sirri 和Tufano（1998）2证实了 Spritz 的结论，并进一步提出基金的绩效与其资金净流入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对称关系的理论，即高绩效的基金会吸引大量的资金净流入，但是其业绩变差时不会显著地导致资金净流出，所以基金公司可以通过打造明星基金，从而获得非对称的利益。Gaspar 等（2006）3进一步提出，基金家族可能使用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等方法来培养家族内的明星基金。在此基础上，Vikram 等（2004）1和 Huij 等（2007）2通过研究发现，当家族内的基金是明星基金时，这一明星基金不但能比家族内其他基金获得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而且能为其所在的基金家族带来更多的资金净流入，即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 Khorana（2005）3证明了 Vikram 等和 Huij 等的观点，指出明星基金可以吸引更多投资者来购买其基金家族的基金，从而增加了基金家族整体的资金净流入。 张婷（2010）4和饶育蕾等（2010）5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了国内基金市场上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但是他们没有从理论角度说明该现象的内在逻辑。宋光辉等（2011）6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基金家族进行了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力一般的基金公司有主动地打造明星基金的倾向，即“造星行为”。 宋伟（2012）7采用定量分析和模型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证明了我国基金行业中存在溢出效应，而且提出了家族内基金共同持股行为有助于打造明星基金。陈星榕等（2013）8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基金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为了弥补在金融危机中遭受的损失，基金家族有打造明星基金以提高基金家族整体业绩的倾向。朱臻和刘白兰（2014）9以 2005 年至 2012 年间的基金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证实了我国的基金公司存在造星行为。王晓辉（2014）10基于 2007 年至 2013 年间我国股票类基金中的明星基金和晨星基金的相关数据，通过对明星基金的绩效和其所在基金家族的资金净流入关系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明星基金不仅能够为自身带来更多资金流入，而且能够为家族内的其他基金吸引新的资金流入。在此基础上,王晓辉 （2015）11又通过对资金的资金流动模式的研究，提出基金投资者不但会在单只独立的基金层面追逐明星基金，而且会在基金家族的层面追逐家族内的明星基金。
与基金共同持股相关的文献 Elton 等(2007)1通过比较不同的基金公司，发现基金家族内部的共同持股现象比不同的基金家族之间的共同持股现象更加严重，并且基金家族内部的共同持股行为大大提高了家族内基金的相关程度。Pollet 等（2007）2通过研究证实了 Elton 等的发现，并提出基金家族中拥有的基金数量越多，其共同持股程度越低的观点。 （1）认为共同持股对基金业绩有正面影响的文献 林河（2013）3从共同持股角度，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基金市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基金家族内部的共同持股行为对基金公司的整体超额收益率具有提高的作用，并且基金公司的规模越小，成立时间越晚，这种提高作用越显著。屈源育与吴卫星（2014）4研究了我国基金家族内的基金在共同持股的股票上的收益率差异，发现基金家族内的基金在共同持有的同一股票上获得的收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能完全由基金经理的能力来解释，而是可能与基金家族内的“抬轿”策略有关系，并且基金家族的“抬轿”行为在熊市中可能更为明显。换句话说，基金家族可能以共同持股为手段，使得不同的基金在同一只股票上获得不同的收益率，从而提高目标基金的业绩表现。孙照（2016）5选取了 2003 年至 2015 年间的开放式基金数据，使用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和 Carhart 四因子模型对基金家族的投资组合进行了分析，发现基金家族共同持 股的投资组合收益率高于非基金家族共同持股的投资组合收益率，即基金家族的共同持股行为可以提高基金的收益。 （2）认为共同持股对基金业绩有负面影响的文献 陆蓉与李良松（2008）6通过对于 2002 年至 2006 年间我国基金家族内部共同持股行为的研究，发现我国的基金家族共同持股行为愈发严重。同时，他们提出基金公司通过共同持股行为来提高公司业绩是以增加公司的风险为代价的，当基金家族内有 4 只以上的基金共同持有一只股票时，家族整体的业绩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陆蓉与刘亚琴 （2009）7通过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当家族内基金共同持有的股票发生“变脸”时，基金家族的共同持股行为会使得股价的波动对单一基金收益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基金家族。也就是说，如果家族内基金共同持有的股票的价格出现大幅的下跌，那么基金家族的共同持股行为可能会引发基金家族整体的危机。
文献总结 综合上述的相关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于基金家族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基金家族的溢出效应和造星行为，而直接研究基金家族内的共同持股对基金家族整体收益影响的较少。并且，在有限的研究基金家族共同持股行为对家族整体收益影响的学者中，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统一。 那么，基金家族的共同持股行为对于基金家族的收益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如果有的话，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本文直接从基金家族的共同持股行为角度切入，通过实证的方法来检验分析基金家族的共同持股行为对于基金家族整体业绩是否有影响，所以本文是对于当下国内有关基金家族的理论研究体系的补充。
研究思路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基金家族的共同持股行为对于基金家族收益率的影响。为了排除平衡市场、牛市和熊市三种不同的市场环境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分别使用这三种市场环境下的基金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1）通过 Hausman 检验，从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模型之间选择一种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 2）使用步骤 1 中选择的模型，进行全样本实证检验，分析基金家族共同持股行为对于家族收益率的影响； 3）分别使用 2013 年一季度至 2014 年二季度（平衡市场）、2014 年三季度至 2015 年二季度（牛市）和 2015 年三季度至 2016 年四季度（熊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在三种不同的市场下基金家族共同持股对于家族收益率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