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外交是所有国际战略中历史最为久远的一种，”①其中尤以英国开展均势外交的技艺最为娴熟。均势外交具有极大的弹性，能够确保其作为维持平衡的一方，左右逢源而位居不败之地。自英国作为民族主权国家出现之时，均势外交就开始伴随英帝国在国际舞台上活跃，最后逐渐内化，为之后的历代英国当政者所垂青。

英国作为欧洲局势的平衡者，也是地缘政治的现实使然。正如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亨利·柏林布鲁克指出，“我们的民族住在一个岛屿上……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是大陆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它的邻居”②在英国身旁的欧洲大陆，遍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它们的文化各具特色，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即使勉强用武力，也难以融为一体。隔海相望的英国，精明地选择发挥自己若即若离的地缘优势，巧妙周旋于列国之间，正如丘吉尔所言，“与他们在一起，但不属于他们之中。”③

但是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国力日衰，夹在美苏之间略显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其中尤以英美特殊关系为重中之重。但是正当英国陶醉于帝国梦时，欧共体悄然成立，并且它的实力越来越强，甚至曾经的伙伴美国也越发青睐后者。而这时它自身已显颓势，不得不低下身段要求加入，却遭到了戴高乐两番阻挠，丢尽颜面。

在做出了巨大让步加入之后，非但没有获得发展，反而因经济危机越加困难，“工党政府于 1974年面临着计划和管理公共开支的机构垮台的危险,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大量财政援助”④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将之归咎于欧共体，而希思政府加入时又的确留下了诸多问题，这就给工党以机会。工党由于对欧共体态度不一而日渐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既是为了政党，也是为了英国，威尔逊提出了“重新谈判”、“全民公投”等计划，如愿赢得大选。公投不仅是谈判的一个要价筹码，也是解决国内分裂的一剂猛药，更重要的是，借此英国抬升了自己的地位，为自己在欧共体赢得了一定的“特别待遇”——一定的独立性。威尔逊在政治技巧的运用上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早在

1957 年的一次宴会上他就对记者说，“麦克米伦是一位天才，他举着苏伊士的旗帜指引他的党，并且率领他的党离开了苏伊士。我也想这样领导工党。”①事实证明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他做到了。曾经的辉煌使得重复帝国荣耀的冲动，还不时若隐若现于当代的英国外交，“即使在从帝国撤退

的过程中，它的帝国情结仍使他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失落感。”②大国的定位使他难以安于融入欧洲，因而时常表现得像个“难缠的对手”，无论是工党或保守党政府无一例外地给人留下了不甘“屈居”欧洲舞台二流强国地位的形象。“英国犹如一只瘦弱的骆驼，即使在加入欧共体之后，它也不可能仅仅安心于欧洲事物，只要有可能，它就似乎要发泄沦为二流国家的不满，”③前外交大臣乔治·布朗勋爵坦白地说：“我们参加进去是就是要阻止共同体逐渐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④这也许是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始终与共同体“若即若离”的一个注脚。此外由于对英国而言并没有许多重要的选择，它对欧洲的前途也没有雄心勃勃的构想，它的衰落还降低了它在欧洲起传统平衡作用的能力。“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含糊，并同美国保持一种日益淡化的特殊关系，在有关欧洲前途的重要选择方面英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