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爱情的利先生》将故事发生的场景设定在现代，融合人物在当代都市发展过程中的经历，描绘人物的生活阅历，表现人物家庭和成长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作用，使人物的形象更丰满、更立体化。

比如纪智珍，从小在富贵之家长大，周围是宠爱她的纪母、疼爱她的纪父、懂事照顾她的哥哥纪振宇，以及受其家世影响而顺从她、与她做好朋友的裴旖旎等人，这使她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逻辑，人本不坏，但头脑简单、性格强势。她的生活顺风顺水，一直没有遇到挫折，除了喜欢利耀南这件事。于是在利耀南喜欢上刘欣桐后，纪智珍简单地认定是刘欣桐抢走了自己爱的人，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利耀南从头至尾都没有喜欢过自己这个问题。她伤心失落，受不了失去所谓的爱人的刺激和痛苦，于是她试图用各种办法欺负刘欣桐、逼迫刘欣桐离开利耀南。而在利承俊诱导、威胁她与自己假装情侣、合作拆散利耀南与刘欣桐时，她虽然怀疑利承俊的人品，但还是选择以这种方式刺激利耀南，试图引起利耀南的注意。最后，在和利耀南谈起是否仍然爱着刘欣桐，彻底感悟到利耀南对自己毫无爱意，痛感自己十几年的感情抵不过刘欣桐的一句话之后，她燃起了浓浓的恨意，不惜重新与利承俊合作，带着害怕、迟疑与歉意，试图偷出纪氏集团的财务印章。她害怕自己的行为被养育自己多年的纪家父母知道，也害怕失去富贵人家女儿的身份，害怕辜负纪家人对自己的疼爱，却也容不得利耀南与还是穷人家女儿而实为纪家的亲生女儿的刘欣桐幸福快乐地在一起，要报复利耀南对自己的“无情”，因此一步错步步错。

再比如纪振宇，养子的身份众人皆知，一方面受到纪家的关心和照顾，另一方面也因没有血缘关系和纪智珍的出世被纪母忽略、使唤，因而形成谦和、自卑的性格。此外，他喜欢画画并小有成就，有着艺术家的孤独与骄傲，似乎无所求。也因此，在遇上刘欣桐后，他有了渴望据为己有的对象，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欲与占有欲，一边装病、装糊涂等，一边又反省、矛盾、自责。还有纪母早期对吴玥、刘欣桐的猜疑，利耀南对家的渴望等，都和他们各自的生活背景、经历有关。

在剧情中用些许笔墨，试图真实地挖掘人物的生活背景，勾勒人物的人生经历，为观众提供了这些人物性格的依据，使得这些虚构的人物更形象化、立体化，也让观众在其中找到一丝共鸣，产生亲近感、真实感。

二、人物精神面貌与生活的多样化

刘欣桐对爱小心翼翼，在爱的过程中遇到阻碍就不加判断地自责，由一个万事靠自己的平凡女孩到最后得到众人宠爱的千金；利耀南和纪智珍对爱的霸道，纪振宇的卑微插足，吴玥的拜金主义，欧阳澈的纯爱模式，共同体现了当今时代下青年的爱情现实，或两情相悦，或爱而不得，或有缘无分，甜美、浪漫、曲折、残酷，刻画了青年们的爱情众生相，也表现了青年对爱的迷茫。

利承俊为了获得大量金钱和在利氏集团的权力而不择手段，利耀南对母亲的思念以及对家庭的渴望，吴玥对美色、奢侈品的嗜好、为爱迷失等，符合当下青年多样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纪智珍的吼、叫、喊式台词，刘欣桐的哭泣表达，利耀南偶尔的歇斯底里，吴玥的豪爽且见风就起浪，纪振宇一向的慢条斯理、不急不缓，不同的台词、讲话风格展现了各色青年的个性、性格，能够让受众联想起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使原本离受众现实很远的偶像剧靠近了真实生活一点点。

在造型上，《遇见爱情的利先生》因为在 2014 年 6 月杀青，在 2017 年 1 月首播，中间隔了 2 年多，时尚潮流和人们的审美相比拍摄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剧中人物的服饰以裙子、工作休闲装为主，虽然没有十分新潮，但基本上也契合现实人们的服饰。而比较特别的一些服饰，比如吴玥的紧身超短裙、利承俊奇怪的裤子颜色等，符合现实中求新立异、奇装异服的现象，有利于表现剧中人物的个性化。

在全剧中，通过刻画人物多样化的生活选择、情感偏向、服饰等，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们丰富的精神面貌和多样化的生活，反映了青春当中既美丽又残酷的各种现状，使青春偶像剧更接近受众，激发受众产生共鸣。

青春偶像剧戏剧性与真实性的关系

戏剧性与真实性在青春偶像剧中的多种呈现，表现出青春偶像剧戏剧性与真实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戏剧性与真实性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结，相互作用。以《遇见爱情的利先生》为例，剧情中的戏剧性过多或真实性过少显然都不受受众欢迎，二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的作用。

一、真实性是戏剧性的立足点

艺术来自于现实生活，电视剧的艺术魅力在于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反映，因而青春偶像剧也应该是现实生活的缩影，而戏剧性也应以现实生活为创作源泉，以真实性为基础。但是，当前许多青春偶像剧往往盲目地追求戏剧性，而忽略了其中的真实性。

在《遇见爱情的利先生》中，表现出了人物所处的生活背景对其性格的影响，以及人物精神面貌与生活的多样化，这两种真实性正是该剧中表现人物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戏剧性的基础，取得较强的戏剧性效果。而一些脱离现实的戏剧性设置，则扭曲成了伪戏剧性。

针对剧中吴春英用自己的手机给刘欣桐和利耀南分别发送分手短信一事，只需刘欣桐与利耀南这两个当事人稍微一思考，便能发现其中的手机号码不符、吴春英的反常等漏洞，而据此破解谎言。但在该剧中，却被设计成了当事人看到短信便伤心不已，吴玥借用吴春英手机时意外发现里面的相同短信，吴春英慌忙抢回手机，吴玥怀疑吴春英，于是告诉刘欣桐，但是刘欣桐不愿意相信，然后吴玥忍不住告诉了利耀南事情的始末，这一误会和冲突才得以解决。又比如纪智珍灌醉刘欣桐，把她送至纪振宇的房间，制造了两人发生关系的误解，在剧情中被演绎为纪母发现二人同在一张床上，家人朋友便全都误会，纪父让纪振宇负责，刘欣桐惊恐羞愧而与利耀南分开，最后刘欣桐离家出走，纪振宇才说出实情。正常而言，一个成年人从衣服的情况、纪振宇的反应等是可以正确判断是否发生关系的，但刘欣桐这个当事人竟不能判断自己是否发生关系，其他人更是直接忽视这些常识，相当于所有人都没有深入了解此事，只根据纪母的所见就给事情定性，并且是一味地偏向对刘欣桐不利的一面，显得非常片面。

这两件戏剧性的事件原本可以很简单就完结，该剧却试图用更多的戏剧性内容进行填充之后才道出真相，不仅没有增加戏剧性，反而因为脱离真实性，脱离受众真实的认知水平，导致受众愤怒地吐槽“台上的是疯子，台下的是傻子”。可见如果青春偶像剧中的戏剧性没有以真实性为基础，不遵循真实性是戏剧性的立足点这一关系，戏剧性的编排将失去现实根基，沦为伪戏剧性，自身就削弱戏剧性，对剧情的戏剧性表现有害无利。

二、戏剧性痕迹过重损害真实性

戏剧性应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但过多的戏剧性会暴露出编造痕迹过重的缺点，严重损害青春偶像剧的真实性。

在《遇见爱情的利先生》中，人物设定的极端化、扁平化显然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即使是处在人生的青春阶段，人性也是复杂的，单调化、单纯化的角色设定，非此即彼的角色定位，让人物对立在真善美、假丑恶的两端，乍看确实让受众觉得对比分明、易于理解，从而突出了戏剧性。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全部人物都按这样的设置形式定位，则会导致人物形象没有层次感，缺乏丰富的内涵，受众在观看了一段时间后便会觉得索然无味，再多的戏剧性也是徒然。

另外，剧中人物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这么复杂的关系集中在几个人的身上，在现实中显然是极其罕见的低概率事件，属于反常态现象，违背常规现实，加上全剧中高密度的冲突性与偶然性尤其是大量的偷听，一方面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和看客心态，另一方面给观众留下了刻板印象，被认为剧情全无新意、胡乱编造，被吐槽全剧的真相全由偷听揭示，除了在门外、在树后、在楼梯口等地偷听，该剧再也没有别的思路，非常老套，没有惊喜；再加上大量且重复的回忆，这些都打乱了剧情的节奏，使剧情拖沓，也让观众看得“心累”，直呼“狗血”。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剧的结局采用了青春偶像剧传统的“Happy ending”模式，即刘欣桐与利耀南幸福地在一起；纪振宇重新正视自己的感情，吴玥认清自己，二人走到一起；利承俊因为流产事件心生悔意；吴春英与纪智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做回情深母女，且刘欣桐原谅了吴春英；纪母与刘欣桐温馨相认等。这样的结局无疑也是全剧的戏剧性之一，但其违背了在此之前激烈的冲突与矛盾的节奏，不符合剧情的趋势和走向，是急转直下、矫揉造作的完美结局，与普通受众的选择有偏差。此外，剧中纪母时常戴着自行车内胎一般粗的金链子等细节也惹得不少观众评论“浮夸”“导演、编剧神经大条”。

综上，编造痕迹过重的戏剧性使得《遇见爱情的利先生》没有取得应有的戏剧性效果，反而让该剧几乎成为处在虚幻境界但披着现代外衣的童话，胡编乱造、哗众取宠，戏剧性变得低俗，偏离了时下大众的审美，与现实格格不入，损害了青春偶像剧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