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带来了新媒体时代，传播权力的泛化和传播资源的全民共享伴生而来。技术为媒介插上了多样化生产、多种方式呈现、多渠道传播的翅膀，也为受众赋权，人人都有麦克风，自媒体崛起。新媒体这一技术创新如同蝴蝶效应一般，一经形成便掀起传媒业天翻地覆的革新。新闻业在最初只做被动的适应，并承担着来自市场、体制、组织三者的压力，在某一方力量或强或弱的状态下，矛盾问题便暴露出来。

1传统媒体发展遭遇瓶颈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媒介体制一直都是“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媒体需要进行市场化的运营，依靠广告收入和发行量来获得营收。同时它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公共领地，又必须承载着社会公共服务和回应公众知情权的职能。2012 年以前，商业目标与公共职能还能相安无事的齐头并进，但到 2012 年往后，新媒体大举进入公众视线后，传统媒体开始面临受众被分流、广告市场被分割的收入断崖式跌落。就目前已有数据显示，报业广告自 2012 年开始开始大幅下降，2015 年降幅达到了全所未有的 35.4%。①传统媒体发展遭遇瓶颈，出现报纸倒闭、媒体人离职、新闻寻租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报业因为商业模式单一而在与大放异彩的新媒体对比中显得捉襟见肘，由此而导致的直接影响便是报业集团进行媒介融合转型，少部分没有熬过资本寒冬的报纸则以停办告终。如 2016 年 1 月 1 日《九江晨报》正式停刊，17 年 1 月 1 日《东方早报》停刊并将业务整体迁移至澎湃新闻。

从业者作为媒介组织成员也受到了间接利益的影响。积极者离职创业，消极者则在组织经营压力和市场诱惑下放弃对职业伦理的坚守，开始进行有偿新闻甚至新闻寻租。2013  年《新快报》陈永洲事件则将记者罔顾事实、捏造假新闻以实施新闻敲诈的阴暗面推向前台。

2商业主义盛行

正如黄色新闻大战中媒体为了吸引受众肆意报道刺激性新闻一样，媒体娱乐化倾向的背后也包含着同样的商业逻辑。当我们的目光更多地被特朗普美丽智慧的女儿伊万卡吸引，当我们摆脱唯金牌论更关注运动员的表情包、颜值与肌肉时，新闻媒体议程设置的目的达到了，注意力经济形成了，娱乐化的倾向也在潜移默化中深入新闻报道中。并不能说这是专业主义消退的表现，只能说在“主义”与“生意”的较量中，这竿天平偏向了“生意”。“生意”所代表的商业主义成了传统媒体被新媒体冲击时信奉的原则。

除了依靠娱乐化的报道方式吸引受众眼球，新媒体还通过“抢新闻”，即抢时效和抢独家来争夺受众的注意力。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讲，抢时效不失为媒体专业性的表现之一，但是不少媒体越过了准确性这一关口，只顾争抢时效性，则导致了反转新闻频频发生。反转新闻的源头是失实报道，多因媒体消息核查不严所致。以“江西逃饭女”事件为例，故事被自媒体从论坛上挖掘后，华商报微博端对其进行了转发，使得这一事件进入媒介议程。其后，不少媒体就华商报的信息进行直接转载，一片热炒下该事件成为 2016 年第一个引爆网络的舆情事件。可以说，这起反转剧中，华商报等媒体难辞其咎。他们不仅没能抓住新闻第一落点，并且缺少了把关核实环节。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仅 2016 年上半年就发生了 20 起引发舆情反转的反转新闻。每一起反转剧都有其不同的起因和经过，但是当其成为一种现象，每月都有几起连环上演的时候，公众的内心已经有了处理基模——从被动接受反转到“坐等反转”。反转新闻作为假新闻的后续形态不仅对当事人、对社会公众造成了深远危害，也损害着媒介的信誉。

3“公民记者”带来的挑战

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下，传受双方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众不再只是媒介讯息被动的接收者，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他们摇身一变既可以与专业媒体互动，也能在新闻发生现场充当内容的生产者。据 CNNIC 第 39 次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6.95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 2015 年的 90.1%提升至 95.1%，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网民借助便捷的移动终端发声。

但是，技术赋权并非莫比乌斯环，它带来的影响也不外乎具有两面性。互联网报告显示，网民构成中，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 37.3%、26.2%，网民整体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同时，我国目前的媒介素养教育尚未普及，仅为新闻学院专有，因而作为主力军的中等教育水平网民往往不具有媒介素养。各种因素影响下，我国网民普遍呈现草根化的特点，言论水平不高。他们虽然有了参政议政、推动民主进程的想法，但缺乏理性表达，在舆论事件中常呈现出群情激奋、群体极化的面貌，偏激者利用群体感染机制和匿名心理造成了大规模的舆情事件。

原本负担舆论引导职能的主流媒体在 UGC 模式的冲击下丢失了舆情引领的金箍棒，面对舆情事件心有余而力不足，要重新占领高地，就需要加快改革，夺回话语权。

有研究者直言不讳数字时代唱响了专业主义的挽歌：社交媒体代替客户端、新闻网站，将受众获取新闻的“最后一公里”换成了朋友圈、微博，使得专业媒体机构的渠道失灵；新闻记者离职成为潮流，耗费颇多的新闻调查小组解散，从业者用行动唱响挽歌；机器算法、大数据改写传统新闻生产模式，内容生产方式的变革意味着新闻专业的消解。

的确，一切矛头都纷纷指向了新闻专业的界限逐渐消弭，专业新闻的影响力渐趋式微，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被边缘化。无疑今天的新闻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未知，但是我们坚持的专业理念，信奉的专业价值真的就毁于新媒体时代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