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后果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实施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然而，由于我国银行信贷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因素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种扩张的货币政策，这一点也体现在四万亿计划中的第十条“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中。和美国8500亿美元都由财政出资的经济刺激计划相比，我国的四万亿计划中政府出资仅为1.2万亿元左右，其余资金大部分是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或申请银行贷款实现，直接表现为银行信贷的放松。

图2 人民币新增贷款统计[数据来源：和讯银行]

2006年到2008年，每年我国人民币新增贷款分别为31522、36324与49042亿元，而仅在2009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就达到73703亿元，2009年下半年通过调控信贷规模将年度信贷额控制在10万亿下，但数额仍然巨大，实施四万亿计划后的三年，人民币新增贷款超过25万亿。而从贷款的投向来看，大部分都用于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金融机构累计新增2.5万亿元本外币中长期贷款投向基础设施行业。

四万亿计划使我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仍然维持了3—4年9%以上的增速，银行业也获得巨大利润，但放贷门槛降低、投资于效益低的行业等带来了产能过剩、经济泡沫、地方债务、贷款风险等问题，为之后银行不良贷款的攀升埋下了伏笔。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8%以下，银行信贷收紧，许多企业的贷款问题开始暴露，银行的不良贷款也逐渐显现，从四大行的不良贷款来看，结束了连续七年的不良贷款余额降低，开始上升，且愈演愈烈，加剧银行信用风险。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额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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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通过搭建投融资平台实现融资由来已久，但是其地位不断上升则是从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开始。2008年金融危机，在财政收入减少和刺激经济的压力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地方政府化解财政支出资金缺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数量和负债规模上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负债规模从2008 年初约 1 万亿元上升到而到2009 年5 万多亿元，2011年达到10万亿[余子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来龙去脉与风险规避.区域经济,2013(1):76-81]，而其中大部分为银行贷款。加之以GDP增长为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也加大了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融资的动力。然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运作中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的偿还，导致银行的信用风险问题。

首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地方政府建立，投资项目也主要是基础设施、公共事业而不是企业经营，银行难以对资金的流向、用途等进行有效监控，不同融资平台间的相互担保也使得银行难以识别其偿还能力。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其次，银行贷款发放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偿还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行政保证而平台资金的投向主要为收益不高且获得收益所需时间长的公共设施，因此，贷款缺乏有效的的还款保证机制，贷款偿还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最后，融资平台为实现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的多为中长期贷款，贷款期限往往长于政府任期，政府举债往往出于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的需要，出现了上届举债下届还的现象，银行贷款长时间得不到偿还。

（三）市场融资机制不完善

虽然在改革以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得到长足发展，但由于起步晚，发展时间不长，整体规模仍然偏小，直接融资规模在社会总体融资中占比不高，许多企业仍然依赖于银行贷款。2014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59.6%，非金融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17.2%，融资结构的不平衡导致企业间的“三角债”等信用危机易传递为银行的信用风险问题。 

本文在第一章介绍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现状，指出经过多年的改善和调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指标不断好转，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仍存在不良贷款率过高、贷款投向集中的情况，且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任然依赖于政府扶持，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和金融产品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问题仍然严峻。此外，由于我国国有银行发展的历史体制性原因、总分行式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监督机制，以及信用风险管理的时间短、经验缺乏，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还存在信用风险管理体制、评估体系、对冲手段等方面的问题，都制约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信用风险上的管理。为改善其管理，需加强在银行体制、组织结构、文化、监管等方面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