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现有的诸多困境，追根溯源，是由我国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的特色性质——二元性导致的。[ 何兴华. 中国人居环境的二元特性. 城市规划. 1998，22（2）：38-41.]

历史上，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催生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分割发展地区的制度——城乡二元制。城乡二元制具体体现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二元划分。该制度以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为核心，以不同户籍为依据，对个人的就业、福利和生产生活资料等方面进行政策区分。这种政策区分人为地割裂了城乡关系。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我国发展成一个城乡间人居环境差异巨大的国家。

由城市化所导致的边缘区人居环境的改变十分复杂。由于同时接近城市和农村，边缘区的人居环境兼具城乡的特性。在边缘区这个交错地带中，城乡二元不可避免地产生激烈碰撞。从本质上讲，城市边缘区的二元体系，是一个紊乱且不存在主流文化的系统。在这个地区中，各方势力激烈竞争，新事物层出不穷，好坏参半，鱼龙混杂。

（一）空间的二元性

城市和农村这两个板块，在名为边缘区的接触点上相互作用。这两者合力的结果就是城市化。受合力作用，边缘区的最终归宿，是成为市区的一部分。边缘区市区化的同时，在即将诞生的新城区和还未转化的农村之间，新的边缘区又开始生成。由此可见，城市边缘区的存在具有动态性和连续性。城市边缘区长期处于待开发状态，所以它的土地利用变更频繁。一方面，我国现有的土地管理制度，在城乡之间差异巨大。又因为难以进行合理规划，一种典型的住宅二元性表现实体——“城中村”普遍出现。另一方面，城市迁入人员、原住民及外地人员集聚在边缘区，不同的住房需求也会导致住宅形式的二元性。

当今社会，住宅已经成为衡量个人财富、权利和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住房的差异直接体现住宅功能的异化，人在社会中的进一步表现出不平等。

首先，本文将城市住宅的分层看作另一种意义上的二元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住宅分层的二元分化，这是穷人区和富人区并存的根本原因。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以一种畸形的方式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房价的飞涨，普通百姓大多买房吃力甚至买不起房。

其次，城市边缘区的住房制度同样存在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是由城乡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城市和农村住宅的建设，在组织、投资、用地、规划和建设技术上，都存在巨大差异。边缘区既是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地区，又是农民居住点的散布地区。两种不同需求的住宅不仅在建筑形式上迥异，其室内环境也毫不相同。因为边缘区的最终归宿是完成城市化，所以这种农宅与新开发的城市化小区交叉并存的现象，在规划上不能与边缘区规划接轨。近年来，城市边缘区的开发再次升温，为了避免住宅交叉并存的现象，对农宅进行拆迁安置、建立安置小区成为政府普遍使用的手段。然而，拆迁安置小区虽然改变了传统的农村式住宅环境，但由于它的规划建设不当，住宅二元化仍然进一步加重。

（二）人口构成的二元性

同空间角度相似，边缘区的最终人口构成，也是各外力的综合结果。中心城区人口的离心迁入、外部农村人口的向心迁入和原住民人口的稳定，促成了现有的人口构成。[ 孙洋，严文复. 中国城市边缘区发展现状及对策[N].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04,10（1）:68-71]由于合力作用，相比于其他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边缘区的人口构成更加复杂。这就是边缘区人口组成所体现出的二元性。在对城南新区的调查中，边缘区的常住居民主要有：流动的务工人员、高职园区的求学人员、南部郊区迁入的原住民、安置小区住户和自北城区迁入的市民。

首先，市民和原住民在收入来源上存在差异。在外缘区，虽然住户离开了土地，但是他们仍与市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市民大多通过工作薪酬来获得固定收入。不同于普通市民，这些居民以房屋出租或其他商用为主要经济来源。例如，在距离高职园区较近的拆迁安置小区，大量住户对房屋进行商业改造，建立起吸引学生群体的廉价简易旅馆。其次，市民和原住民在生活方式、收入水平、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最后，同前两类居民相比，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最低。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由于在生活背景、经济收入、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更容易选择在边缘区，而不是中心城区定居。这种外来人口的流动选择有明显的利益导向性。外来人口虽然会与城市发生不同程度的互动，但是社交活动主要存在于老乡和工友之中，无法生出类同本地城乡居民的强烈归属感，也无法对城市产生深厚感情。这样复杂的人口构成，也会使社会治安问题突出。

复杂人口构成导致的社会问题和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日益凸显，城市边缘区如何健康、持续发展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妥善安排各类居民的“市民待遇”，是城市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三）生活和文化心态的二元性

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包含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化。从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对比于土地利用和空间上的快速城市化，边缘区的社会文化的转变则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

拆迁安置区是集中体现生活和文化心态二元性的典型地区。安置区由当地政府强制推动建立，是一种过渡性社区。生活在安置区的居民，个人身份由农民变成市民，住宅由农家杂院变成具有城市特征的公寓或别墅。然而，表面身份和居住方式的转变并不能证明住户已经成功市民化，其所在社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的城市社区。wWW.EEELW.Com

在生活习惯上，一方面，由于无所不在的城市化的发展环境，原住民开始逐渐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原住民依然保留了农村传统的生活习惯。

经过十年的规划建设，城南新区已建成多个拆迁安置小区。安置区的原住民基本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但并没有迅速转向第二、三产业的生产。例如，在新区的安置别墅区里，原政府规划建设的草坪被大规模翻开松土。小区的住户沿袭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在草坪上种植瓜果蔬菜，定期浇水施肥。尽管在小区的不远处，供给新鲜蔬菜的大型综合超市陆续建立完善，住户仍然倾向食用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由于草坪的翻动和施肥等农业生产活动的延续，小区的人居环境与农村人居环境无异。夏季炎热时节，空气中恶臭蔓延，蚊虫肆虐，安置小区名存实亡。

在社会关系上，一方面，由于现代的城市生活渗透，居民的社会关系开始体现出协作和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族、血亲关系仍然在人际交往中举足轻重。

在文化心态上，一方面，居民的文化心态向城市生活靠拢，开始能够接受一部分城市的开放性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封闭保守的文化心态。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这些居民处在城市和农村文化的夹缝中，他们的生活呈现出无序的状态。当边缘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原住民会逐渐放弃原有的文化心态，但这不能代表他们已经适应了城市文化。环境的改变是城市化的第一步。由于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而导致的社会属性的改变，才是人口市民化的本质。

（四）社会管理的二元性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分离的管理体制，边缘区各部门的管理权限十分混乱。这些管理权限在城乡之间的交接也十分混乱，区内管理因此变得被动。[ 高峰.长沙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现状分析与调查研究[D].湖南大学，2007]

城南新区所覆盖的地域，一部分属于亭湖区管辖，另外一部分属于盐都区管辖。从长远角度考虑，作为一个只有经济职能而没有行政职能的新区，管理责权的划分模糊会严重阻碍城南新区的持续发展。一方面，面对管理区域的变化，经济利益格局会发生进一步转变。农村政府会因此放弃对外缘区外围农村区域的投资意向。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远滞后于经济区划的调整，城市政府也不能及时对各管理部门进行配套安排。随着城南新区的发展，区内土地利用将频繁变更，原住民的身份发生转变，外来的流动人员进一步迁入。这些变化会加大边缘区的管理难度，产生更多的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