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悲剧起源于祭祀庆典活动。由于酒神狄奥尼索斯把自己酿造葡萄与种植的技术传授给人们，受到了当地人们的爱戴。每逢春秋两季，古希腊人都要杀羊来祭祀他，并且将羊皮披在身上，头上戴着羊角，以半羊半人的样子出现，以此来模拟酒神的侍从，绕着神坛弹唱神颂。因故，古希腊悲剧有“山羊之歌”的意思。公元前560年，僭主庇西特拉图将酒神的庆典引入了雅典，希腊悲剧开始在戏剧舞台上发展与兴盛。公元前5世纪，希腊悲剧的发展达到顶峰，并于公元前四世纪衰落。古希腊悲剧历经一百多年的演变，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悲剧作家，其中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最为有名。索福克勒斯被阿里斯托芬称为是“身前完美，身后无憾”，他一生的成就与著作可见一斑。在他的120到130部著作中，最有名的是《奥狄浦斯王》与《安提戈涅》。

《奥狄浦斯王》讲述的是奥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奥狄浦斯是特拜城的创建者卡德摩斯的第四代拉伊奥斯的儿子。拉伊奥斯由于诱拐克律西波斯，害得克律西波斯离家不久后自杀。拉伊奥斯因此受到了克律西波斯之父佩罗普斯的诅咒，命中注定被自己的儿子所杀死。伊奥卡斯特为了救他丈夫的性命，将自己的儿子抛弃于山中。不料，却被无子的科任托斯的国王波吕博斯和王后墨罗佩收养。奥狄浦斯在数年后的一次宴会上，得知自己并非国王与王后所生，而且会弑父娶母，他便离开科任托斯，前往波奥提亚。拉伊奥斯担心奥狄浦斯是否真的已经死去，正好从特拜前往得尔斐。双方在三叉路口相遇，由于互不相让，最终导致拉伊奥斯和他的随从被奥狄浦斯打死，只有那位弃婴的牧人九死一生。拉伊奥斯去世之后，人面狮身怪兽在特拜城的山上为害路人。奥狄浦斯经过人面狮身怪兽时，猜出了怪兽的谜题，导致人面狮身怪兽跳崖而亡。特拜人拥戴他为王，按照当地的风俗，娶先王的妻子为妻，即奥狄浦斯的亲生母亲伊奥卡斯特，并且育有两子两女。十六七年后，特拜城中突然发生瘟疫，按照神谕，要想止住瘟疫，必须找出当年杀害先王的凶手。克瑞昂请来了先知特瑞西阿斯，特瑞西阿斯说出了奥狄浦斯弑父娶母的预言，结果无人相信。之后，科任托斯的牧羊人告知奥狄浦斯他的父亲波吕博斯已经病死，奥狄浦斯的忧虑化解。可是，剧情急转直下，牧羊人与弃婴的牧人共同揭开了整个事件的谜底，伊奥卡斯特自缢身亡，奥狄浦斯也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从整个剧情来看，我们没有找到奥狄浦斯自身有什么过错，包括他的母亲伊奥卡斯特、养父母波吕博斯和墨罗佩、妻舅克瑞昂，还有他的孩子们，也没有因为犯了什么过错应该得到惩罚。唯独只有他的亲生父亲做错了：诱拐佩罗普斯之子克律西波斯，导致其自杀。如果这是祸根的话，那么，奥狄浦斯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索福克勒斯将奥狄浦斯追查先王的被杀之谜作为整部悲剧的线索，并且以贯穿关键性情节的方式将悲剧描述为有机的整体，例如克瑞昂请示阿波罗神带来预言、特瑞西阿斯被迫说出杀害先王凶手的名字等。如果悲剧在奥狄浦斯猜出“斯芬克斯之谜”，被特拜人拥立为王和获得王后的婚姻后截止，奥狄浦斯王的故事便缺乏了几分传奇色彩。作为巧妙的情节安排的产物，《奥狄浦斯王》的人物形象特点突出。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的人物塑造可以分为三种：人物本来的面目，人物应该成为的样子以及人物表现出来的样子。按索福克勒斯自己的说法，他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这就是说，他把人们加以理想化，但这样的理想化并不妨碍他们的生命力和真实性。”[ 谢·伊·拉齐克：《古希腊戏剧史》，俞久洪、臧传真译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第107页。] 不管是哪一种，其悲剧的目的并没有改变。索福克勒斯“是个宁静幸福的人，然而却没有作家和他一样深刻而真实的描写了人物的痛苦与冲突。”[ 李振宁等编著 ：《欧洲文学史 •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页。]

《奥狄浦斯王》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处理简明扼要，反映出诗人深厚的功底。亚里斯多德认为，“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 亚里士斯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4页。]服务于情节安排的复杂行动中，如果突转和发现同时出现，会成为最好的发现。既然突转被亚氏定义为：“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地方向”，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 同上，第89页。]。我们会想起奥狄浦斯在知道自己的养父病死时的转忧为喜，不再怀疑克瑞昂勾结先知图谋篡位，以及接踵而来的牧羊人的道破真相，奥狄浦斯突然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是自己的母亲。十多年前，他杀死的是自己的亲生父亲，特拜城的瘟疫便是神的惩罚。可以想见跛足的奥狄浦斯出现在特拜城时，拄着跟拐杖。拐杖是他权力与悲惨命运的象征。“拐杖或节杖因而含有三种意义：体弱的支撑；政治身位的表征和弑父的凶器。”[ 伯纳德特：《索福克勒斯的‹奥狄浦斯王›》，汉广译，参见《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刘小枫、陈少明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2月，第139页.] 奥狄浦斯因为有知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成就了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却因为对自身与所做事的无知，酿成了令人同情与怜悯的悲惨结局。

“作为悲剧故事，它那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情节最能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使淤积的情感得到‘宣泄’和‘净化’。”[王以欣：《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37页。]《奥狄浦斯王》是这样的情节安排，并在情节结构上达到了《伊利亚特》的高度。索福克勒斯的另一部悲剧作品《安提戈涅》，同样将悲剧的怜悯特质呈现出来，是突出其命运悲剧的力作。

《安提戈涅》发生于《奥狄浦斯王》的故事之后，或者说是发生于著名的七雄攻特拜之后。奥狄浦斯是罪人，按照当地风俗，他不能用金银器皿，只能用铁制的。他误认为两个儿子虐待他，便诅咒两个儿子发生战乱，在战争中各得到一方土地。奥狄浦斯退位后，他的两个儿子轮流执政，克瑞昂摄政。不在位的波吕涅克斯到阿尔戈斯，娶国王之女为妻，并得到继承权。轮到他执政时，他的哥哥埃特奥克勒斯撕毁了条约，于是七雄攻特拜发生。兄弟俩自相残杀，最后同时死于对方的矛下。其余六雄战死，阿尔戈斯王败归。克瑞昂继承王位，并且宣布波吕涅克斯为叛徒，下达了禁葬令，违者处死。作为国王，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违背，但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以及不成文的法律，埋葬亲人是必须尽到的义务。安提戈涅不顾禁令将哥哥埋葬，国王克瑞昂被触怒，将要把安提戈涅处死，安提戈涅在囚禁自己的地下墓穴中自杀了。安提戈涅的未婚夫，亦即克瑞昂的儿子海蒙为安提戈涅殉情，以此来反抗父亲的暴虐。海蒙死后，其母欧律狄克自杀，最后只剩下了空守着自己王位的克瑞昂。

《安提戈涅》的情节安排应该与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更为接近。“黑格尔认为悲剧的本质是冲突，造成悲剧的根源不是罪行或偶然性的灾祸，而是具有一定片面性的道德力量或伦理力量（伦理观念或社会道德观）。”[ 杨振喜：wWW.EEelw.com《悲剧的实质和效果·黑格尔悲剧理论述评》，参见《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0月，第6卷第4期。] 在《奥狄浦斯王》中，拉伊奥斯的过错被神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是《安提戈涅》中的主要人物都有自己的理由，而且是非做不可。克瑞昂作为国王，为了维护自己的城邦利益，他下达了禁葬令并且成为国法。安提戈涅为了尽自己对于埋葬亲人的义务，她只能违反国法。安提戈涅离死神越近，越能激发观众的怜悯与同情，悲剧的艺术目的便自然而然地达到了。《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是一个悲剧人物，她是无辜的、善良的，她的死是命运所安排的。观众在欣赏悲剧的时候，容易将舞台上的表演，联想为可能在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是由于情节本身所具有的对观众的吸引力，亦或激起了他们心中的共鸣。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艺术目的是通过情节产生与达到的。悲剧效果的好与坏，与悲剧结构中事件的安排密切相关。既然怜悯是由于一个人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那么安提戈涅是这样一个人，并且事件与情节的安排恰到好处。

显而易见，这部戏剧的焦点是安提戈涅与克瑞昂。“一个评论家称，在这部作品中具有双重心（double center of gravity）结构,这就造成了戏剧内的紧张和丰富，这使得情节有可能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折回到自己身上”[ 西格尔：《‹安提戈涅›中的人颂和冲突》，李春安译，参见《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刘小枫、陈少明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2月，第156页。] 安提戈涅与克瑞昂完全对立，或者说，由于克瑞昂的专横，才让安提戈涅的遭遇厄运变得有意义。“这就是悲剧的精神，‘一个角色的存在似乎是为了创造另一个，他们在一个整体中互补共存。’”[西格尔：《‹安提戈涅›中的人颂和冲突》，李春安译，参见《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刘小枫、陈少明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2月，第156页。] 另外，《安提戈涅》中多次体现了二律背反，其中包括了个体对城邦，神法对人法，私人道德对个人道德，宗教对世俗这四种现象。在悲剧结尾，克瑞昂的下场并不比安提戈涅好多少，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不如安提戈涅。因为安提戈涅的死得到了人们的最终认可与赞美，而克瑞昂的下场被认为是无情与残暴的代价，歌队长的唱词警醒着人们应该敬神与谨慎。《安提戈涅》正是以一种复杂的艺术形式，充分伸张了道德判断的本质。

如果说《奥狄浦斯王》代表着英雄的命运，那么《安提戈涅》则是普通公民的典型。这两部悲剧阐述着悲剧人物面对悲惨遭遇时的理性与执着，坚毅与宽容。人们在比自己好的人物的命运里，看到的不是失望与消沉，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期冀。悲剧的情节安排带给观众的怜悯情感，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

除了情节之外，悲剧中能够体现与引起观众怜悯之情的，应该还有悲剧中其他的五个要素。[ 亚里士斯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4页。] 悲剧作家将合唱队的歌曲穿插于情节安排之中，从而更好地突出剧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人物的性格，体现人物的思想。悲剧作品的整个架构，都服务于悲剧效果与目的。但是，悲剧的怜悯特质若要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还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使其能够在公民中广泛流传，悲剧表演是公民怜悯教育的一种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