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是引导中日交流更为全面、深入的关键人物

有日本学者评价道，“在为数众多的留学生、僧中，如举出著名的人物，在留学生中恐怕首先应推阿倍仲麻吕”[（）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两千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23页]。阿倍仲麻吕虽然是终生未归国的留学生，但他对日本的贡献却是巨大的。阿倍仲麻吕是最受唐代朝廷重用的留学生，他任官后屡次迁职，对中国的官场政治了解颇深，结交了很多中国官僚与朋友，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威望。他与王维、李白、储光曦、赵骅等文豪交情颇深。储光曦于太学中与阿倍仲麻吕相识，曾作《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其中不仅高度评价阿倍仲麻吕“吾生美无度”才换横溢，赞许了他“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在太学中学习时如努力勤勉，更是描述了“屡言想去远，不觉生朝光”的惺惺相惜，情谊深厚[（）《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卷138]。

吉备真备也同样是一位优秀的遣唐留学生。他和阿倍仲麻吕一同入唐，“在唐研覃经史，该涉众术”[（）汪向荣 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因此也深受唐玄宗的器重，“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199《东夷传》]。公元752年，吉备真备以副使的身份随着第十一批遣唐使再度入唐，“因请儒士授经”[（）《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199《东夷传》]，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加强中日交流。回国之后被授大学助一职，历仕中宫亮，右卫士督，深得当时身为太子的孝谦赏识。再次回国后任大宰大贰，一路升迁，官至右大臣，这在留学生中是极为少见的。

(二)致力于中国书籍在日本的传播

“尽市文籍，泛海而归”[（）《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220《东夷传》]，这是遣唐日本留学生的普遍特点，他们在唐期间会搜集有用的书籍，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也更加说明当时日本学生普遍具有很强的文化借鉴意识。阿倍仲麻吕在中国任秘书监一职，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外国人。中国统治阶层历来著作注重对书籍的编纂、校勘以及收藏，而当时正值唐朝的天元年间，是藏书事业最盛时期。阿倍仲麻吕掌管经籍图书的过程中也对中国的书籍了解得更加深入，这也成为阿倍仲麻吕和遣唐使交流的话题之一，以期将中国的精华书籍引入日本。公元752年，阿倍仲麻吕带领日本遣唐使一行人参观了珍藏着许多珍贵书籍的皇室书库，并且带领他们参观了三教殿，将藏于其中的儒道家释三家的经典书籍进行介绍，令日本遣唐使大开眼界。

吉备真备在唐期间也多方收集书籍，归国时携带了大量书籍献给天皇，比如《乐书要录》（共10卷）、《大衍历经》（共1卷）、《唐礼》（共130卷）、《大衍历立成》（共12卷）、《东观汉记》[（）刘明翰：《论吉备真备》，文哲史，1997年第一期 ]。《乐书要录》是由武则天编写的乐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音乐专著其中记载着燕乐半字谱，这是在唐代时期才有的一种宫廷音乐的记谱法，也由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由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乐书要录》和铜律管等唐代乐器现都珍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是大唐对日本音乐事业促进的见证。公元604年开始，日本正式开始使用中国的历法，并且会随着中国更换新的历法而去更新本国的历法系统。《大衍历》是唐玄宗在位期间推行的、由天文学家僧一行编纂的历法，代表着中国古代历法走向了成熟阶段。吉备真备将大衍历这种更为先进的历法带回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历法改革。公元764年，日本开始使用大衍历。《唐礼》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日本朝廷之礼仪。总之，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这些书籍，为推动日本的各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推动了日本文字、文学、史学等文化事业的发展

阿倍仲麻吕来华后再没有回日本，但他经常通过书信与家乡联系，密切关注日本的发展。阿倍仲麻吕在诗歌方面很有造诣，因此在信中也时常关注日本文学事业的发展，并且把对中国文学的个人见解通过书信传递到日本。阿倍仲麻吕曾作《衔命还国作》等诗也收录在日本书籍中。“仲麻吕常作书，凭新罗宿卫王子金隐居寄亲，新罗使金初王持其书至”[（）陈子彬：《中国唐代客卿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评介》承德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公元770年，阿倍仲麻吕在中国逝世。鉴于他的功名，他被唐代宗追封为从二位潞州大都督，阿倍仲麻吕在日本的历史上“乃被喧传为无上之光荣者”[（）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37页]。日本两次下诏书吊念阿倍仲麻吕，一次是他去世后的十年，另外一次是在他去世一百四十年后。诏书写道，“已故留学生阿倍仲麻吕，身涉鲸波，业成鳞角，词峰耸峻，学海扬漪，显位斯升，英声已播。如何不慭？莫遂言归，唯有掞天之章，长传掷地之响。追贲幽壤，既隆于前命，重叙崇班，俾给予命诏”[（）汪向荣 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83页]。从这封诏书中就可以看出，日本统治阶层对于他在文化事业方面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阿倍仲麻吕一生都致力于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他成为了中日友谊的标志性人物，得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认可与人民的铭记。

古代日本只有口头语，却没有能记录书面语的文字，后来开始借用汉字进行记载。关于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问题尚有争议，部分观点认为从汉代起日本就开始接触到汉字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文的书写系统受到了汉字的极大影响。日文的书写系统由假名和汉字组成。假名又分平假名、片假名以及万叶假名。平假名以汉字的草书字形为基础而创制。片假名则是由吉备真备回国后创制的，这些片假名都是取自中国楷书的偏旁。例如，片假名“タ”的字源为汉字“多”，片假名“ヤ”的字源为汉字“也”，片假名“ケ”的字源为汉字“介”，片假名“サ”的字源为汉字“散”。其次，根据记载，“留唐学生吉备真备和留唐僧空海对音图的排列有过贡献”[（）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85页]。假名的创制不仅推动了日本文字的发展，也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万叶集》是日本现存的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的大多是奈良时代的诗歌，成书于8世纪，采用的音符全部来自于汉字。这种方法被称为“万叶假名”。再如日本的优秀文学作品《怀风藻》、《文华秀丽集》的体裁与主题都是仿效中国的，日本的史书，8世纪初的《日本书纪》是以汉字写成，《续日本纪》、《文德实录》都是于平安时代编纂，其体裁也都是仿照中国的史书体裁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