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批判君主专制中的等级制度和团体主义，因为它们是特权体系孕育的土壤。但傅勒不赞同革命者的观点，他认为革命者们没有认识到特权体系对人民的有益之处。君主专制是以等级制度和团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而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加入某种行会、居住在一座享有自由地位的城市或成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都有助于他们保护个人自由、利益。傅勒在书中提到：“特权，指的是社会集团相对于中央政权而拥有的不受时效约束的法权；譬如一座城市的自由地位、某个行会增补新会员的规则、这个或那个共同体享受的免税待遇”[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2页。]；“17世纪上半叶，人头税增长极快，贵族、僧侣以及许多城市多多少少都获减免这项直接税收。”[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3页。]当人民加入宗教、迁入某个城市或依附于大贵族时，便可以享有其中的部分特权，这也就减轻君主对普通人民的剥削。所以傅勒认为等级制度和团体主义的存在有其有益之处，对普通民众对抗君主专制的剥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那时的人民牢牢地依附在教会、贵族等特权阶级上，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假如农民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会无动于衷……如果他们替别人经营，那么经营中的种种盘剥与他有何相干？”，[ （法）托克维尔 著，冯棠 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72页。]所以人民对旧制度的反抗较少，从而也限制了革命的萌芽。 但是问题开始出现在专制君主加强其权威的过程中。在17、18世纪，中央政权摧毁了这些传统的等级制度、团体主义和贵族堡垒。在书中写到：“（路易十四组建的‘旧制度’）它三令五申责成贵族改良，将假贵族逐出贵族等级，逼他们重新纳税……而在路易十四治下，法国贵族由于丧失了其职能乃至原则”[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4页。]，贵族原本有着维护公共秩序、主持公正等职能，可当贵族不在负责这些时，人民对贵族特权的容忍度大大缩小，并且开始反抗封建贵族。而到l8世纪80年代，贵族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和地位，享有特权的教会也开始受到王权的限制，“（18世纪的法国君主制）它有更多的钱财和精力来打理一些重大事务，诸如现代性、城市规划……振兴教育。总督权责也全面到位了，不仅压制了传统权威，而且一手遮天管了一切……至少在俗权方面，总督几乎剥夺了僧侣和贵族在地方上的所有官职编制权”[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5页。]，这些措施使得贵族、僧侣和人民在王权专制之下都是同样的地位。贵族和僧侣在王权之下享有的特权被夺走了，依附在特权下的人民也就自然离开了，从而封建制度的种种盘剥也就直接作用于人民身上，人们对封建制度的仇恨就更深了，人们对封建专制的反抗也就更加剧烈了，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所以傅勒认为，“18世纪的君主制国家远不是反动的或被私利束缚住的国家体制，而是变革乃至普遍进步的伟大原动力之一，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的‘开明的’改革工地”[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5页。]，君主专制制度是大革命开始的动力。 傅勒认为革命意识形态是大革命发展的动力，而“革命意识就是一种有关真实历史的无休止的观念哄抬”[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38页。]，即革命话语、舆论。
傅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政治文化的革命，语言、仪式与符号在其中发挥着改天换地的作用，“政权的表现形态就是行动的中心，符号的管道就是政治的绝对主宰。”[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73页。]傅勒等修正主义史学家，开启了用语言等文化因素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模式，为之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历史“ 文化转向” 或“ 语言学转向”奠定了基础。有新文化史“旗手”之誉的美国历史学家林·亨林深受傅勒大革命史观的影响，她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中提到：“傅勒的近作《思考法国大革命》成功地使我们注意到了‘政治’的重要性……但却没能更多的关注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哪些人参与了这些努力。”[ （美）林·亨特 著，汪珍珠 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论第23页。]林·亨特提倡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不仅要探究革命政治，还要考察革命政治的实践者。亨特在讨论革命政治的实践者时，又分别从大革命的社会情境、地理与社会分界线，以及革命政治文化在何处最好被接纳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美）林·亨特 著，汪珍珠 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导论26页。]林·亨特在继承了傅勒政治文化史观的基础上，对其又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和补充。 傅勒等修正主义史学家从政治文化领域研究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挑战，也对其产生了冲击。史学家对大革命的研究不在只注重其社会方面，也开始关注大革命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关注大革命中的主观能动性。
傅勒史学在中国史学界基本上处于被排斥和拒绝的地位，因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大革命史观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傅勒史学的研究，一直未能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但是傅勒史学，还是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