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主要论述的就是宋代科举的发展变化对宋代文化的普及发展有推动作用，也影响了苏轼文章的风格取向。而苏轼的文章也是由于科举的发展逐渐成为士子们应举的敲门砖。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这就彻底打破了唐代的门第限制，不管什么出身，怎样的背景，只要有文化的读书人，都可以来应举，参加考试，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苏轼的父亲苏洵，一介布衣，其子也能高中，并顺利步入官场，这都是科举制度发展的成果。

其次，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以至欧阳修看到苏轼那篇《刑赏忠厚直至论》的时候，由于其文采出众，误以为是弟子曾巩的佳作，为了避嫌只能让其屈居第二。北宋至和、嘉祐年间，科举考试中流行一种病态的文风，读书人作文喜欢离奇怪涩，读起来不清不楚，无法成句成篇。这是梁唐以来的恶习，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非常不喜欢这种缺乏生命力的雕靡之风，他下定决心，要摒除这种习气，他声称：如果主持科举考试，凡是文章涉及到浮华雕饰的，一律不取。苏洵也提倡写老实文章，要求言之有物。但是由于他地处西南，在风格上与东南士子有很大区别，东南士子精于时文程式，而蜀士则长于文势议论，两者相差之大，有如“枘凿不相入”。他一直屡考不中，对科举彻底失望，转而把“万卷平戎策”，化作“田园教子书”，一心一意培养苏轼兄弟二人。苏洵绝对不想把自己的两个儿子教成书呆子。他的文章或要求儿子们做的文章都力求言之有物，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色彩。所以后来苏轼作文，非常重视“命意”，或以引发哲理，或从一些分散零碎的事例里发现并挖掘出蕴涵于其中的生活的必然，或集叙事、说理、抒情于一体，思想深邃，极具个性。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交替使用，写景状物挥洒自如，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独具智慧的出世入世的超脱与旷达。这都与其父的教导密切相关的。

其三，科举制度在内容上有些变动，逐渐重视策论。考试内容多样化。进士科由进士诗赋为主改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在当时，苏洵与欧阳修也一定算得上朝野知音，每次他到京城，虽然一介布衣，常常被当时的享有盛名的欧阳修请入家中，以上宾之礼相待。可见其当时的地位与影响。他细心地将全部的欧阳修的所有的文章收集起来，让儿子们仔细地揣摩他的遣词造句修辞用典谋篇布局，甚至他的诗词，他向皇帝上呈的奏章，他在文人雅集的唱酬趣闻，这些都成了苏东坡兄弟学习模仿的榜样，由此可见苏洵是用心良苦，在总结了自己失败的经验后，给儿子们指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1057年，朝廷任命欧阳修权知贡举，负责高考命题，铨选天下举子。苏轼苏辙兄弟各自以满分和高分作文金榜题名。这一年的科举考试在文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因为他的努力，景祐以来“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瞻”，追求“险怪奇涩”的科场文风遭到摒弃。但是应当注意到，这一切并没有打破旧制度，“先策论后诗赋”的制度化的努力没有得到实现，只是有点变动，要求官员们在决定成绩时兼顾策论，还是以诗赋为主。据说苏轼本来不善于作律赋，在嘉佑二年的省试中他的赋卷原已被其他考官过落，后来因梅尧臣发现了他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向欧阳修大力推荐，才被擢高第。仁宗嘉祐以后直到治平年间，策论在科举考试中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苏轼说：“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这表明写作策论在仁宗朝的末期开始成为了士人阶层新的流行风气。宋嘉祐二年（1057），他在参加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等人的高度赏识，从此，出人头地，踏入仕途。

这篇策论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枯燥的题目，作者却说得有声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没有一般试卷的战战兢兢揣摩谄媚讨好之相，就是在平常时刻，风清月白，灵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过如此。如果不说是策论，读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纸试卷的。区区六百言，读起来有青铜之音。苏轼的策论都是受先秦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战国策》，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政治论文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或翻空出奇，对士子的科场考试颇有用处，因此从北宋中叶以来，一直成为应举士子的敲门砖。“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11]，这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就是这样来的。

由此可见，科举制度不仅影响考场的文风，也影响社会上的文风，必然影响了苏轼的文章风格，也成就了苏轼的一生，而苏轼的文章此后也成为士子们应举的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