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留守儿童进入大众的视野,其概念随着社会进步而嬗变。留守儿童作为农民工的衍生群体,其关注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焦点。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留守儿童的心理、体质、学业、社会性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留守儿童的概念界定自上世纪80年代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以来,“留守儿童”的概念越来越为大家关注和熟知。近几年学术界在留守儿童概念界定上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叶敬忠、潘璐的《留守儿童研究综述》综合关于留守儿童的学术研究,认为留守儿童概念界定需要把握四个要点:父母外出、父母外出时间、儿童年龄维度、留守地域。在今年，国务院正式给留守儿童一个明确的定义：父母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这一点给正文的新闻报道范围有所限定。

周宗奎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指出，造成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有：缺少父母关爱、教养监护方式不当、监管不力、文化质素欠缺等方面。姚云《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及教育应对》指出，留守幼儿的“前学习能力”较差，在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健康五大教学领域的发展都存在很大问题。近年来中国知网上的关于留守儿童文献数据表明，2012年，社会普遍关注的是“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所出现的问题所作的研究，例如《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性研究》、《社会负性环境对流动和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亲子和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等等；2013年，“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成为报道或者学者笔下的侧重点，但也仅仅是指出问题所在，并没有延伸到具体措施上，如《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Meta分析》等等；2014年开始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但我们不难发现，衡量标准在于学生的学业成绩，而留守儿童的成绩往往不太理想，以此简单粗暴推论留守儿童的受教育能力也是有失偏驳的，这类的报道例如《从“留守儿童”到“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终止及影响研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问题化”机制研究——以其学业成绩的问题化为例》等等；2015年一些建议性的措施开始进入学者的视线范围，一些针对留守儿童现状的研究也开始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如《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江西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对策研究——以万安县为例》等等；2016年“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孩子的教育和心理健康方面，从客观性的成绩学业到深层次的内心需求，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向前迈了一大步，这方面的研究有《读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与关怀》、《协同育人视域下的留守儿童教育模式探析》……

这些对留守儿童在教育心理方面研究的文献资料为我们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但也能发现有些许不足：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太片面化，笼统地将留守儿童全部划分为一类；调研方面趋向于使用量化方法，无法对孩子内心世界作出结论；结论分析中，差异性分析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就为之后的“标签化”现象埋下了忧患；研究方面缺乏深入的调查，使现象浮于表面，不能深入探析问题的本质等等。

本文将着重从这些不足之处开展论述，积极做到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更不能以一种“过度”的暴露来吸引受众的注意。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新闻媒体尤其不应该哗众取宠、混淆视听，而应该将着力点放在留守儿童本身，关心他们的成长，给予他们充分的话语权。同样需要重视的是要将“留守儿童”与正常孩子一样对待，从而消除他们内心的恐惧和对社会的“有色眼镜”的看法。目前首要的改变就是要“去标签化”，“留守”只能作为一种状态，而不能作为一种身份和标签。

留守儿童报道被“标签化”的体现

标签理论认为：“越轨是被社会创造出来的。……越轨者是被他人成功贴上越轨标签的人，越轨行为也是指被冠以类似标签的行为”。以此推断，“贴标签”实质就是社会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及其行为进行负向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定义过程或标定过程。“留守儿童”正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媒体在报道这些孩子时，总是刻意强调“留守儿童”这一身份，即使很多孩子都不愿被这么称呼。但是媒体关心的永远不是报道对象，而是报道背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越是刺眼的越是能引发人们关注的，他们就报道，形成一种“受众本位”的报道模式。

在很多新闻报道中，有很多关于农村孩子的负面事件，媒体不究其本身存在的原因，反而使“留守儿童”成为大众的问责对象，使“留守儿童”带上“问题儿童”的符号。打架斗殴、抽烟酗酒、自控能力差等等仿佛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帽子”。

（1）《南方都市报》的性质

《南方都市报》是一综合性的报纸媒体，相比于《人名日报》《光明日报》等这些政党性鲜明的纸媒来说，《南方都市报》有着对留守儿童报道研究相对的优势：（1）信息种类丰富的优势：留守儿童的问题不仅仅是浅在的社会层面的问题，还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角度所共同反映的结果，如果仅仅从单一层面来报道这一弱势群体，必然是片面而又不深刻的。所以，《南方都市报》的综合性，让我们可以从多方面的媒介化表现来寻找媒体在报道留守儿童问题上的不足。（2）《南方都市报》的读者以25-44岁具有高等学历的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人群的中青年读者为主，同时社会精英阶层及白领读者也是其信息的良好接受者与传播者。高文化素养的读者人群在面对媒体报道的信息面前，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提问，而不会陷入媒体的文字里，并且他们所带来的“朋友圈”效应也将对社会舆论的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职业的不同所带来的意见回馈也是智者见智，而不会在仅仅局限于政治策略上。（3）时评版是中国媒体舆论一面旗帜：《南方都市报》在新闻报道上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体现出了难得的传媒责任感和行动力。报纸强化对信息的深加工，尽可能挖掘信息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其他因素横向的联系，或者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赋予信息更厚实的社会意义。

（2）“标签化”的体现

在《南方都市报》对留守儿童问题为例的报道中，大概在报道中将“留守儿童”的问题形象归为几个方面：

①　学业成绩不理想

   2012年09月12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路灯下写作业小姐妹续：又成无人管的留守儿童》文章中写到：张爱琼认为由于姐妹俩欠缺家庭层面的引导，仅靠老师教会稍显不足，姐妹俩作业经常没做完，有时是贪玩忘记了，有时是不会做也没人辅导就落下了。那我们是否应该这样问：“为什么会成绩不好，农村的教育资源极度贫乏，城乡教育资源的悬殊甚至超过了城乡经济的差异，留不住好的师资；学校教育不理想的同时，大量儿童留守使得家庭的教育和监护职责无法承担，2015年6月，国内首部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农村子弟的出路，读书原本是最主要的渠道，而教育师资缺乏所带来的教育水平低下，使得以读书换取美好前途的成功概率在缩小”，这是南都在16年发表的一篇社论《留守儿童破题，城乡关系求变》中的一段话，我们不该过度关注留守儿童身上的不足，有些缺点也是家庭正常孩子都会有的，但为什么偏偏在留守儿童身上放大了呢？对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到背后的实质现象。父母的长期不在家，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课外教学指导跟不上加上孩子的自觉性不强……这些都是导致留守儿童对学习没有热情，对作业敷衍，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必要不可忽略的因素。

②“校园暴力”的施暴者和犯罪“易感”群体

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从各省摸底的情况看，一些留守儿童成为“校园暴力”的施暴者和犯罪“易感”群体。2015年9月24日《南方都市报》发表《405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逾七成是留守儿童干的》，在这篇报道中，作者引用天河法院的介绍得出这个比例，并在文中列举了两个留守儿童的例子以此来说明，但可以发现，两个少年一个辍学一个失学，并都是结交社会上的不良少年因此走上犯罪的道路，而不是单纯因为“留守”这个大群体的作用，冰冷冷的数据是无关于什么起因发展或者环境作用的，而编者却“赤裸裸”地用这几个字却将“留守儿童”这一个群体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社会中饱受争议。

③  易被伤害

   2015-10-16南都发表一篇《贵州习水多名留守女童遭同一男子性侵 已持续2年》，通观全文，文中并没有指出受害孩子为留守儿童，只能肯定的是农村未成年的孩子，但是编辑却在标题上直指留守儿童，这样长此以往，社会会对留守儿童这一类群体抱有同情或是议论，对孩子的童年也许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2010年06月08日南都《广东两名女学生遭同学设伏强奸 一人被淹死》中，作者很奇怪地，在文章的最后匆匆补充到“据了解，覃雯与黎丽都是“留守儿童”，出事前两家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出事后才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