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研究现状：

西方对隐喻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可以追溯到Aristotle，在《诗学》中Aristotle认为：隐喻是一种修饰格，是意义的转换。他在其经典名著《诗学》和《修辞学》中提出，“隐喻是通过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与另一事物而构成，是一种修辞手段，多用于文学作品中。”20世纪30年代，英国修辞学家I.A.Richard提出了隐喻互动理论。他认为隐喻是词汇衍生新涵义的过程。他的观点使对隐喻的研究从修辞学方向转为认知学领域，即：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也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思维活动方式。1980年M. 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的出版使得隐喻的研究成为了认知语言学领域的一部分。“隐喻在本质上是认知的。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思维能力是随着人们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们认知世界，特别是认知抽象事物不可缺少的一种认识能力。”

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初，学术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逻辑、哲学以及语言学角度来分析的语义现象；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则是对隐喻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束定芳，2000：2)。人们对隐喻的认识突破了修辞学的限制，将隐喻研究与哲学、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认知语言学等结合起来。Lakoff（1980,1993）提出的概念隐喻，认为习语是可以被分析理解的，Gibbs (1992)将习语分为三类，即可分析显性习语，可分析隐性习语以及不可分析性习语，其中只有不可分析性习语是不能有概念隐喻来解释的，并且它只占全部习语的一小部分。莱考夫和约翰逊也指出，“隐喻概念在一定的文化中成为一个系统的、一致的整体，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起着主要和决定性作用，在同一文化中，同一隐喻概念自成体系，不断发展，形成更多的隐喻。不同的隐喻概念强调和说明事物的不同侧面，互相补充，共存于同一文化的概念体系中，成为人们本能的思维方式。”(Lakoff & Johnson，1980：27)。由此可见隐喻与文化的密切联系。Kovecses & Szabo(1996)和李福印(2003)的实验都已证明了在英语习语习得过程中，概念隐喻能发挥促进作用，而他们的实验中并没有涉及将心理意向作为辅助理解概念隐喻的手段，是否会比单纯的使用概念隐喻而更有效果。

在生活中，由于人们与动物的频繁接触，人们逐渐地会把一些自然现象、人类的生活行为方式以及人性的善恶美丑与动物的习性特点联系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许多隐喻性的动物习语。Kveeses(2002:124)认为许人类行为可以从动物行为通过隐喻的方式来理解(项成东，王茂，2009:239)。邓飞和张建东（2011）对英汉动物谚语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在动物隐喻中，一部分是喻体相同，喻义也相同；一部分是喻体相同，喻义不同；还有一部分是喻体不同，喻义相同。一些学者针对动物隐喻中出现的性别歧视做了研究。Almudena Fernández Fontecha 和 Rosa María Jiménez Catalán（2003）则从认知角度分析动物隐喻中存在的语义贬义。作者对比英语 fox/vixen，bull/cow 等得出动物隐喻中性别歧视现象非常明显。性别歧视具体为动物词语隐喻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远多于男性性别歧视，且两种语言的歧视程度有所不同。潘亚玲（2001:38）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包含了一些结构特征，她认为文化结构特征有：民族性格（基本性格）、价值观、社会集体与关系。动物隐喻在不同的文化模型中是具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又影响着我们对动物习语隐喻的正确解读。英汉两种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着许多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对动物习语隐喻的解读有着深远的影响。

课题研究目的：

 大量的以动物为喻体的习语反映出了汉英两种语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我选择了比较英汉动物习语的隐喻对比这个话题来分析中西方的差异,运用对比法研究英汉动物习语隐喻的对比来看中西方差异，通过喻体、喻义及其来源的对比来体现认知的异同和文化的差别,分析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即各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神话传说、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