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研究现状：

人类对于色彩的探索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柏拉图对于色彩的推论一直被视作经典理论。色彩语码方面的讨论一直是知识界关注的一个学术亮点。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对颜色词进行过研究，认为白色、黑色、黄色是自然界最基本的三种颜色，其他颜色是介于这三种颜色之间或是由这三种颜色混合而成，是不纯净的颜色。亚里士多德关于颜色的看法影响深远，一直到17世纪都令人深信不疑。

根据伯林和凯恩（ Brent Berlin and Paul Kay ）(1969:5-7) 的定义,基本颜色词应符合四条标准。首先是单语素，即词无法从词的组成部分推知。以英语为例,据此可排除“bluish(带蓝色的)，lemon-colored(柠檬黄的)，blue-green(蓝绿色的) ”等。其次是独立颜色意义，即所知的颜色不属于其他色域，“crimson（深红）和scarlet（绯红）”。再次不限于指某一类事物，如“blonde”不是基本颜色词，因为它一般只指头发（金发）和皮肤（白肤）的颜色。最后是心理上的显著性和稳定性。他们认为汉语的基本颜色词与英语基本相同，为黑、白、红、黄、绿、蓝、棕、紫、粉红、橙和灰11个词语。

作为中国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罗常培（1950）在书中展示了联系社会文化研究语言的方法。全书展现了他联系社会来研究语言、以发展的眼光看语言、语言研究服务于社会、语言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结合的特点。而这些在当前的语言学研究中，最全面地体现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上面。这在当时的中国语言学界是开创性的做法。但是客观看来，在当时条件的局限下，《语言与文化》一书还是有其不可避免的不足。第一，它主要强调语言受到社会的影响，包括社会的变迁、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等对语言产生的作用。也即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还没有延伸到后来的文化语言学主张的那种广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第二，本书研究的词汇主要的是非基本词汇，对它们的语言文化意义的研究也比较狭窄。而至于词汇的结构形式和词义的系统、词义成分的合成、词义义聚的各自发育程度，以及词形与词义的独特表现形式，都还没有注意到。第三，本书对语言文化意义研究还处于个别的、零星的状态。没有立足于词语构成来看文化因素。在对语言的考查中，语言文字的文化意义还只是作为一种参考的因素，没有成为语言学的专门研究对象。第四、罗在研究中也强调了加强语言与文化联系的必要性，并且做出了一些努力，但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提出来。至于到了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更倾向于把语言的文化意义作为一种为描写语言形式的补充，而不是把它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因而，也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体系。

刘云泉（1990），立足于语言学科,借鉴和吸收毗邻学科如文学、艺术、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物理学、纺织学等学科中与色彩词有关的理论和成果,在相互比较的研究中更深入地发掘色彩词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尤其是作者在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色彩词的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

杨永林（2004）指出，语言学为色彩语码研究提供了理论模式。“从语言使用角度研讨色彩语码运用中的诸多文化差异现象”这一理论模式，具有典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意义。基于文化论的社会语言学色彩语码研究，对根植于语言类型学之中的基本颜色词研究来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迄今为止，跨语言背景中的社会语言学色彩语码研究仍然很不充分。 

课题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从社会语言学角度，选取黑、白、红、黄、蓝五中基本颜色词，通过社会因素对颜色词使用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使我们更好地认知颜色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