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SNARC 效应的发现现在，很多研究者已经涉足到了数值大小和空间的编码之间联系的研究中。

Dehaene 等人设计实验发现了 SNARC 效应的存在，其实验内容是通过被试用左、 右手按键的方式来判断所呈现的数字刺激的奇偶性，通过研究发现，被试的左手 对于小数的反应较快而右手对于大数的反应较快。对于这种左侧空间与较小数值 之间,以及右侧空间与较大的数值之间存在的关联，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心 理数字线，即人们对于数字的表征是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从右到左依次排序，因 此在实验中就会出现左手对较小数字反应快而右手对较大数字反应快的现象，这 种数字的大小与左、右手空间反应的关系就是 SNARC 效应，也被称为“心理数字 线”理论[1]。

2 SNARC 效应的广泛性 很多研究表明，数字和空间编码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

存在于多种数量的加工中，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并且这种效应独立于数字的具体 表现形式和呈现方式。在刺激内容上，以阿拉伯数字和其他语言表示的数字（如 英文数字 [2] 德语数字[3]和中文数字[4] [5]等）为实验材料，都发现了 SNARC 效应。 在刺激的呈现方式上，无论是单侧视野呈现数字还是将刺激出现在视野中央[6][7]， 无论采用听觉呈现还是视觉呈现的方式，都表现出了显著的 SNARC 效应；同时， 在实验任务上，是否具有顺序意义也不影响 SNARC 效应的出现，判断数字的奇偶 性、数字的大小、字符音素或是对称性[8][9]也都不影响 SNARC 效应的存在；在反 应方式上，一些研究结果表明 SNARC 效应也不受使用双手反应、语言反应还是 眼动反应 [10] [11][12]这些因素的影响[13]。

在 Gevers（2003）  的实验中，要求被试对呈现的英文字母判断该字母在字

母 O 之前还是之后并进行左右手按键反应。其实验结果是，被试左手对 E、G、I、 L 这类相对于 O 比较靠前的字母按键反应较快; 而右手对 R、U、W、Y 这类相对 于 O 比较靠后的字母按键反应较快[14]。该结果说明, 不仅是阿拉伯数字存在心理 数字线，像英文字母这样非数字的符号也具有 SNARC 效应。在 Nuerk(2005)的实 验中也发现了 SNARC 效应，实验中被试的任务是通过左右手按键判断所呈现刺激 的奇偶性，而这些刺激分别时视觉、听觉以及骰子点数的方式呈现数字词 [15]。 而在 Gevers, Reynvoet 和 Fias (2003) 的实验中，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判断所呈

现的月份刺激与七月份的前后关系和判断所呈现的月份的尾字母是否为“R”时， 这两个实验的结果分析后均发现了显著的 SNARC 效应 [16]。同时，以星期作为刺 激进行判断任务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由上述几个实验可知，对于月份、星期 等具有顺序信息的刺激物的心理表征也是有空间限定的。Previtali, de Hevia, 和 Girelli(2010)以一组由 9 个具有顺序关系的词语列表为刺激, 要求被试进行 一段时间的学习，然后呈现学习列表中的任意一个刺激词语,让被试判断刺激词 语与先前学习过的词语列表中最中间的那个词语之间的前后关系。根据反应时数 据的分析，同样表现出了标准的 SNARC 效应，即无论在判断前后关系还是在判断 刺激中是否包含有某字母,   左手对于位置相对靠前的词所用反应时较短而右手 对于位置相对靠后的词所用反应时较长。

3 SNARC 效应的影响因素

3.1 书写阅读习惯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

SNARC 效应的成因中关于先天 后天的两 种假说， 大多数的研 究结果 支持 SNARC  效应是后天产生的。因为大量研究表明，即使数字与空间之间联系的这种 倾向是天生的，但是后天长期的阅读书写等习惯和经验对 SNARC 效应的形成有着 重要作用。有研究者发现对于上学前没有接触过数学教育的儿童，数字大小与空 间编码之间还没有形成显著的联系。而对于接受过长期数学教育的成人则不同， 他们存在小数在左大数在右的反应偏向[17]。

关于阅读习惯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由于不同的文化中的语言在阅读方向上 存在很大的区别, 因此 SNARC 效应的方向也存在差异。大多数人习惯的阅读方向 是从左向右的（英语、现代汉语等）;另外有些语言（希伯来语、维吾尔语等） 的读写方向是从右向左的。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实验时，由于这些国家的被试 有着从右到左的书写阅读习惯，因此，SNARC 效应发生了变化，强度减弱的同时 方向也发生了变化。Zebian (2005)的实验任务要求被试确定并排呈现的一对数 字是否相同,并进行“是”或“否”的口头反应。结果发现,由两个相同的数字变 换方向组成不同的数字对，会导致被试的反应快慢存在显著差异。阿拉伯被试组 对于大数字在左小数字在右的数字对反应明显快于小数字在左大数字在右的数 字对。该实验结果说明，对于单一文化背景的阿拉伯被试，大与左的对应及小与

右的对应更符合具有从右到左书写阅读习惯的这些被试，而在有过英语学习经验 的阿拉伯被试的实验结果中也发现了大数对应左边空间小数对应右边空间的类 似 SNARC 效应,但是这种效应相对较弱。对此，Zebian 将这种类似 SNARC 效应的 数字与空间编码却方向相反的效应 称为“逆向 SNARC”效应 [18][19] 。之后， 在 Shaki, Fischer 和 Petrusic (2009)的实验中也发现了 SNARC 效应，他们采用了 三种不同的被试进行了一项奇偶判断任务 [20]。该实验中的被试分属三种不同的 文化:一组是加拿大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另一组是巴勒斯坦的被试还有一组是以 色列被试。在这三组不同的被试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结果。加拿大被试组，由于 使用的英语和阿拉伯数字都是从左到右的使用习惯，因而呈现出较为显著的 SNARC 效应。与此对应的是，巴勒斯坦被试使用的语言和阿拉伯数字都是从右到 左的习惯，因而呈现出从右到左的 SNARC。对于以色列被试组，由于其对于文字 的使用习惯是从右到左，但是对于 阿拉伯数字的使用习惯却是从左到右，因此 在以色列被试的实验结果中,发现的 SNARC 效应强度较弱而且方向性并不一致, 研究者认为该结果表明对于以色列这组被试來说,常用文字和数字之间使用习惯 的方向不一致可能发生了相互作用,从而弱化了原本的 SNARC 效应。

除了水平的语言使用习惯外，还有些地区语言的阅读习惯较为少见是从上 向下的，这种阅读方向以日语最为明显,而对日本被试的研究中也相应的发现了 从上到下的 SNARC 效应 [21]。另外，台湾地区也是以这种从上向下的阅读习惯为 主，在一些对台湾人的研究中，发现当地人对简体汉族、繁体汉字和阿拉伯数字 这三组材料存在不同的 SNARC 效应，而且，台湾人既存在水平方向上的心理数字 线同时也存在垂直方向上的心理数字线。具体而言，被试对于阿拉伯数字的表征 上，受使用经验的影响，被试形成了水平方向的 SNARC 效应，而对于简体汉字的 表征上，由于台湾大部分简体汉字的文本时按照垂直方向印刷的，因此存在垂直 方向上的 SNARC 效应，而繁体汉字，由于字形复杂所以使用频率较低，因此，对 繁体汉字既不存在水平方向的 SNARC 效应也不存在垂直方向上的 SNARC 效应。

3.2 手指数数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使用手指数数是儿童解决简单数字问题的一种普 遍方式， 因此， 使用手指数数的习惯也可能 影响到 SNARC 效应 的产生 。 Butterworth 发现，西方的大多数年龄较小的儿童常常喜欢用他们的左手手指逐 一地去列数物体，他认为这样会使儿童从小建立一种较小数字与左边空间以及较 大数字与右边空间之间的联系。Fischer 的研究也同样证明了这点，不同的被试 组，采用左手开始数数和采用右手开始数数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研究说明 不同的手指数数习惯会对个体的数字心理表征产生影响。

3.3 练习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

不容忽视，练习也可以使 SNARC 效应弱化甚至发生反转。定险峰，靖桂芳和徐成（2010）的研究表明，被试学习了用俄文字符人为构造的一组大小顺序关系 后，进行大小判断任务，结果发现了 SNARC 效应的存在[22]。同时，杨金桥的实验 中采用被试不熟悉的希腊字母为实验材料组成了一组顺序关系，实验任务是被试 对这些希腊字母进行一定的学习之后对它们进行大小关系的判断，其实验结果也 出现了 SNARC 效应[23]。这些实验结果都表明 SNARC 效应的确受练习作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