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赵树理“横空出世”，对他研究就不绝如缕，到目前为止，对他的作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及时代特征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认为赵树理践行了工农兵方向，吸收中国传统评书体叙事性强、口语化的特点，结合时代特征、大众化语言、自身对农民的关怀形成了真正实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化，如韩文洲《赵树理与大众化》、周逢梅《试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民间性》、王亚平《赵树理的创作生活》、宋绍香《世界汉学家论赵树理文学的民族形式》、许道军《“文本的快乐”——谈<小二黑结婚>中的模式功能》等；但也有一些评论认为赵树理的作品成就是时代造就的可读性，他的“问题小说”反映了抓住了当时现实斗争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并对当时的运动具有警示作用，而后来由于时代的变化他的作品价值已渐渐消失，如赵勇《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建构》、章宗鋆《论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语言的可读效果》、杨学民、李勇忠《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汪曾祺对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的贡献》等。一类是从作品出发探究赵树理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对民族化大众化的成就贡献、体现的作者的精神追求等，并分析其迅速火遍全国又慢慢淡出的原因，如张卫中《大众化语境中的误读——关于赵树理语言研究的审美反思》、李明《殊途同归的民族精魂——对鲁迅和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比较》、贺仲明《从本土化角度看“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语言的意义》、旷新年《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陈非《乡村文学的殉道者——赵树理创作行为的道德意义与历史作用》及《走单纯的民族化大众化道路——论赵树理小说创作》、李国华《“官腔”与“老百姓的话”——论赵树理小说“可说性”的构成》等。此外还有从现代汉语角度研究赵树理作品中的语言特色，如赵创明《浅谈赵树理小说中的语言风格》。现在时代发展，应从更全面的角度研究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成就，既不应该削足适履式地将赵树理及其创作纳入了某种规范，使得长期以来对他的研究局限于工农兵，反而忽略了其中的人文关怀，也不应该一味地寻找赵树理作品中的崇高精神、语言成就等，而是客观地分析从作品出发分析赵树理作品的特色成绩与不足，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在我看来，赵树理就是个“文摊作家”，不论有没有讲话，他都会坚守、拿下农民文学的阵地。因为赵树理所描写的农村就是当时我的家乡，他的作品语言、方言我很熟悉，我想借此条件从对赵树理作品的语言发音、语言内在涵义出发，窥探他对农民的平视、对农民生活的参与，以及作品中有意或潜意识下体现的农民在变革期的困惑与迷茫，了解赵树理的农民情怀。借此，学习赵树理扎根农民、关心人民的情怀。 

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赵树理“板话”中的发音特色、谐音、对口语的提炼； 

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赵树理在作品中有意无意中透露出的农民的困惑与迷茫； 

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赵树理关注农民的社会原因以及因此而获得的关注； 

用美学的方法研究赵树理“板话”、人物语言所具有的朗朗上口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