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林外史》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儒林外史》最早流传是在十八世纪中叶，以手抄本的形式开始，而最早产生的刻本是在十九世纪初。作为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有着进步的思想内容和很高的艺术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儒林外史》的价值逐渐被认识、被肯定，对它的研究也渐渐增多，逐渐系统化。下面就不同时期对《儒林外史》研究的不同方面进行系统的归纳阐述：

对《儒林外史》的研究从最初到现在，大致是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儒林外史》的人物、版本、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来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前，主要是借鉴西方的小说理念来评价《儒林外史》。例如，《寂园赘谈》(1897，邱炜菱)中提到《儒林外史》只在警醒世人。《小说小话(1907,黄摩西)中评价此书的人物描写逼真如镜。《中国历代小说史论》(1907,天谬生)说《儒林外史》是对当时混浊社会的痛批。但是这个时期的大都是零散的评说，并没有专篇论文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儒林外史》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段时期的论述开始和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相结合，分析此书的民族思想、艺术特色等。《儒林外史》的研究逐渐全面化。虽然期间经历了“文革”时期萧条的十年，但是在其之后又开始复苏，尤其是20世纪最后20年，研究更是有了空前的进步。陆续召开了几次纪念《儒林外史》的学术研讨会，并产生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著作。例如，1982年9月1日安徽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里面收录了二十八位学者的论文，其中，李汉秋教授的《吴敬梓与魏晋风度》通过探讨吴敬梓与魏晋风度之间的精神联系，分析吴敬梓的世界观，为分析吴敬梓的立体形象提供了必要的基础。陈新，杜维两位学者共同编写的《<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真伪辩》(1981 )，主要通过对金和的观点、有关五十六回为“妄增”说的论述及对作者思想、主题、风格的分析，证明了《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并非伪作，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还有赵齐平、舍德才两位学者分别在《喜剧性的形式，悲剧性的内容》和《小说参合了戏剧因素》中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做了详细的分析。

  21世纪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分为两块：第一块主要关注点在研究《儒林外史》的基础工作以及小说的题材的来源。例如，《<儒林外史>刊刻、传播说略》( 2007，申重实)对《儒林外史》各个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对《儒林外史》版本的继续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过去研究的一此热点，例如，作品的思想、人物形象、讽刺的艺术等，仍然是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例如，《论<儒林外史>与儒释道思想的精神联结》( 2007，张涛)，详细阐述了《儒林外史》中所包含的思想并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形象》( 2004，种剑德)分析了匡超人性格的形成及变质的原因。《浅谈<儒林外史>中的老抓》( 2001，马润梅)对书中为数不多的老抓做了认真的分析。《<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特色的再认识》(2003，张朝阳)进一步论述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独特性。第二块则集中在对《儒林外史》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其中语音方面，在此不做赘述。

（二）《儒林外史》主旨研究的发展状况

  在20世纪以前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研究比较重要的著述有程晋芳所撰写的《文木先生传》(《勉行堂文集》卷六)和《怀人诗》(《勉行堂诗集》卷五)以及卧闲草堂、黄小田、齐省堂、张文虎四种评本的评语，其中均曾述及对小说主旨的见解。程晋芳与四种刊本评者均生活在清王朝，从社会历史的大环境来看，他们与吴敬梓所面对的现实是相同的。因此无论是反映这种社会现实的作者，还是对这种反映作出评述的论者，必然有共通之处，尽管具体的议论可能会有千差万别，但对现实的基本估价，则会有共识。因此，在上一个世纪对《儒林外史》主旨的概括不外乎两种，一是“穷极文士情态”说，二是“功名富贵”说，亦有将二说结合者。

 20世纪初，浴血生在《小说丛话》中将《儒林外史》归入“社会小说”。天谬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也认为“《儒林外史》之写卑劣”，属于“痛社会之混蚀”之列。小横香室主人更在《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中认为“《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嘴矢”。总之，20世纪之初，一些学人认识到《儒林外史》反映现实社会种种情态之特点，并对此予以充分肯定。

五四运动前后， 开始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对《儒林外史》的评说，以胡适先生为最。比如1920年所写的《吴敬梓传》中所云“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在这部小说中，吴敬梓“痛骂八股文人”，让读者“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从而养成“真自由、真平等”的社会心理。又如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即言“《儒林外史》骂的是儒生”。这些评论只是“穷极文士情态”说的具体和深化:揭示了小说作者反对时文科举的因由和目的。另外在茅盾、郑振铎的‘些论文中也有涉及这部小说的文字。关于这部小说的主旨或主题，郑振铎在《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一文中曾有所评述，说“我们文学史上很少文人自写丑态的东西，这里却很坦白的悠意攻击着‘俗士’与」‘名士’，……科举制度下的士人阶级的全部面目，已被摄人这灵活的镜头上了”。这依然是“穷极文士情态”一说的延伸。

新中国建立后，涉及《儒林外史》思想主题的论文也并不少。但也仍只是对程晋芳“穷极文士情态”说以及闲斋老人的“功名富贵”说的深化与发展。前者如茅盾在吴敬梓逝世200百周年纪念会的开幕词中所说：“《儒林外史》的影响之深远”，其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它无情地暴露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层腐朽和愚昧，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在‘八股制艺’下讨生活的文人，特别是它热情地赞美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富于反抗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小人物”，后者如吴组湘在《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一文中，就认为闲序所提出的“功名富贵”说“是全面概括地阐明了这书的主题”。

总之，回顾20世纪关于《儒林外史》主题的各种不同表述，无不与这部小说间世不久之后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提法即“穷极文士情态”、“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关。在这两种说法的基础上，发展为批判八股科举、抨击封建礼教、揭抛社会黑暗、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对自身出路的探寻、对封建文化的反思等等，但鲜少有突破。

（三）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由以上总结可以看出对《儒林外史》的研究从最初到现在，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作者的生平、思想、《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版本、艺术特色，题材来源，语言以及主旨这几个方面。其中对于主旨探讨则集中表现在在批判八股取士和功名富贵上，或在此基础上有所延伸，但并无太多突破。而若就这样理解《儒林外史》的主旨无疑是片面的。

姑不论五十五回的大书.有许多意义尚不能盛在这个筐子里，即使是“功名富贵”在身，也仍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儒学虽然强调个体道德人格的构建，但个体人构建本身并不是目的。个体价值在社会价中标示。个体人格构建最终是作用和服社会。而所谓的“功名”，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个体对社会所作贡献的一个标尺。“名”一端系之于个体，一端则系之于社会。因此笼统地说反对“功名”，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同样，将《儒林外史》的主旨归于反对科举制度或者八股取士，也是有其相当的片面性。因为在全部作品世界里，举子和举业仍只是部分的内容，还有很多东西仍不能纳入这一视界。甚至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只集中于小说的前半部分，却基本上是另外一个视界。此前出现的人大都不再充当主角，他们或消失或变得失掉意义。因此，小说意在反科举反八股取士.充其量也只是提示出作品的部分意义。

吴敬梓的儒学精神虽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又有所不同。在小说中，他运用自己的儒学观念,一方面对儒林名利熏人的丑恶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着力塑造了一批真儒形象,讴歌了他们的高尚人格和品性，使其与堕落的儒林士子形成鲜明对比,以此来挽救颓废的世风,达到“经世致用”的社会目的。

在这样一部以讽刺著称的小说中,在对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审视过程中,不仅蕴涵着他对儒学传统的反思,而更多的表现了作者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在原始儒学中汲汲不息地探寻社会人生的出路而终不可得后的强烈的困境意识。正是对这种困境的清醒意识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也使得他的人生呈现出一种矛盾无以解决的悲剧精神,而这种悲剧精神的广博深邃,才应是作者与小说不朽意义之所在，是本文将要研究探讨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