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评价一项法律制度，就要结合相关案例与其司法实践来进行评判。在这里我例举几个唐代的案例加以分析。

（一）张瑝张绣兄弟复仇案

    张瑝张绣兄弟是唐玄宗执政时期嵩州都督张审素的儿子，开元十九年，张审素遭部下陈纂仁诬告，称其贪赃枉法，玄宗便派监察御史杨汪前去审查。杨汪先将张审素关押在雅州监狱，自己则到雟州按察谋反案。张审素的另一部下董堂礼护主心切，擅自杀了陈纂仁，又以兵七百人包围了杨汪，胁迫杨汪为张审素雪冤。杨汪脱身后心怀仇恨便上奏“因深按审素，构成其罪”。张审素本人因“谋反”处斩后，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因未成年，流徙岭南。几年后，张瑝张绣兄弟逃回洛阳，隐姓埋名，藏匿市中。这时杨汪已为殿中侍御史，并改名为万顷。开元二十三年，张瑝张琇趁夜在街上截击杨万顷，将其砍死，之后将父亲的冤情及杀死万顷的原因写成表状挂在斧头上，逃亡江南，并准备继续杀其他仇家，然后再向官府投案自首。但还没达成就被官府捉获。此案轰动朝野，民众群情激愤，一致同情张氏兄弟，认为他们年纪虽小，却能为父报仇，堪称孝烈。中书令张九龄也认为应宽恕，“宜贷死”。而侍中裴耀卿与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报仇”，否则会破坏国家的法律。玄宗支持后者意见，他说：“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居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条。”说“杀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启也。”于是下令处决了瑝、琇二人。兄弟二人之死，引得民间十分痛惜，市人集资敛钱，葬张氏兄弟于北邙山。又担心杨万顷家人未来报复，特地建了疑冢数处，让旁人无法找到。

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张瑝张绣兄弟虽然在杀人后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但是唐玄宗最终还是在礼法中选择了维护法律权威。因此他说“复仇虽礼法所许，国家设法不可容此”。他同情他们出于孝道复仇，但是若因孝道仁义礼法而赦免，那么国法何在，对于以后的统治也不能保证不会造成影响。再看最后，虽然张瑝张绣两兄弟已被下令处死，但是害怕杨万顷家人前来报复，世人专门建造了疑冢数处，来迷惑旁人。这与移乡避仇在本质上其实差距不大，因为人活着可以移徙至千里之外躲避，但是死后还是害怕遭到复仇，便出此下策。

但也不是所有复仇案件都不可被赦免。唐宪宗时期还有一案较为著名，就是少年梁悦为父报仇后衙门自首，被赦免死刑改为流放的案件。韩愈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复仇状》，其中这样说到“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 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 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 《复仇状》韩愈]翻译过来则是臣下（韩愈）认为儿子替父亲复仇，在《春秋》、《礼记》、《周官》等典籍中都有记载，数都数不过来，从来没有因此而治罪的。按理说这是最应该被详细写进法律条文里去的，但是现行刑律中没有关于与杀父仇人不共戴天的条文；这并不是有意存疑而未写出的文字，如果不允许孩子为父亲报仇，便会伤害了孝子的心愿，而且又会违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训；但是如果允许孩子为父亲报仇，人们又便将会凭借着这一法令去擅自杀人，从而就再无法合法的阻止此类事情发生。韩愈引经据典来将此案的中心由如何判罚引导至儒家经典的礼学上。随后又说“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等于又绕了个圈子，让以后凡是有这种为父亲报仇的案子，就交给尚书省，来让大家一起商议。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后再把商议结果报告给皇上，最后再由皇上来思考处理，这样做才是最符合儒家精神的。而唐宪宗最终也的确选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将梁悦判为流放处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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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贾孝女案

    贾孝女，濮州鄄城人。年十五，父为族人玄基所杀。孝女弟强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躲抚育之。强仁能自树立，教伺玄基杀之，取其心告父墓。强仁诣县言状，有司论死。孝女诣阙请代弟死，高宗闵叹，诏并免之，内徙洛阳。[ 《新唐书·列女·贾孝女》]

其意为，贾孝女是濮州鄄城人，十五岁，父亲被组人玄基所杀害。孝女的弟弟强仁年龄还小，孝女不肯嫁人，便躲起来抚养养育弟弟长大。等到弟弟强仁能够自立了，便教导他伺机杀了玄基，取出他的心脏至父亲墓前，以告在天之灵。强仁后来去了县衙诉说了这一事情，要被判处死刑。孝女便请旨请求代替弟弟去死。唐高宗感叹此事，下诏赦免了他们，令他们迁徙至洛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案是最为典型的移乡避仇处理方式的案件。贾孝女的弟弟强仁杀了杀父仇人玄基，后被官府判处死刑，而贾孝女又请求代为受死。唐高宗最终感动于他们的孝心和姐弟情深，决定赦免死刑，改让他们迁徙至洛阳安置。强仁是本应死刑却被赦免，最后被要求迁徙至洛阳，满足了移乡避仇的要求。是一次值得赞扬的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