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若要为百姓所遵守，其来源必然需要被人们相信是正当的，而在封建社会，君主之言即为法律，这里所说的立法实质上就是为君主发布法令的权力寻求正当性。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人民相信万物有灵，将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视为上天的意志，对上天保有一份敬畏之情，以求风调雨顺，生活安宁。专制皇权产生后，人们的行为开始受到约束，为了证明这种约束的合理性，获得人民的臣服，统治者将皇权与上天相联系，宣扬“君子受命于天”，从而将人民对上天的敬畏转化为对君主的服从。这种观念由汉代的儒学复兴者董仲舒发扬光大，并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儒学能够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支持，确立其几千年的统治地位也在于此[ 王晓：《我国古代“天人感应”法律思想的文化价值—以柳宗元<断刑论>为视角》，载《法制博览法律论坛》2016年第1期]。柳宗元在《贞符并序》一文中，就列举出了唐以前历史上多位企图通过鼓吹“推古瑞物以配受命”来证明皇权正当性的君主，如武王、刘邦、王莽、刘秀等，“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以为符[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贞符并序》]。”

（一）“圣人制刑”或“势”的法律起源论

韩愈是儒学“道统论”的坚决捍卫者，曾言“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物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韩昌黎文集·卷二十·送浮屠文畅师序》]。”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姿态扛起了传承儒学的大旗，对于儒家宣传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理论也做出了自己的理解：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 韩愈：《韩昌黎文集·卷十一·原道》]。”

韩愈的“道”在于由圣人“为之君”，代表上天的意志，帮助人们学会生养之道，建立起礼乐政刑等制度。由此可见，韩愈的“法律起源观”正是源于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观。

而柳宗元并没有认同这种“圣人制刑”论，他在《封建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他将法制的形成归于“势”的需要，“势”即时势，人们懂得利用工具维护自身的权益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此时能够使众人皆信服的智者对是非加以评判，对不直者进行说服，不能说服者则给予惩罚，诸如此类争议愈多，久而久之，人们对于是非曲直有了一定的判断标准，于是君长行政出现了，也就是人类社会开始有了所谓的秩序和规则。

韩愈的法律起源思想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他的“圣人制刑”理论不通之处颇多，比如什么样的人能够称得上为圣人，人们之间的纠纷源于何，而且法制的形成且为人所认可实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圣人之言也是一个被证明为正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违反了圣人之言应该如何处理等等。而柳宗元将君主和法律的产生视作社会现实的需要，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也能够解释社会发展的过程。

（二）“君权神授”或“君子受命于生人之意”的法律正当性来源论

韩愈主张“圣人制刑论，他认为维持人们之间相处秩序的关键在于圣人创制的“君、臣、民”之间的等级关系，三者应各司其职，“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韩愈：《韩昌黎文集·卷十一·原道》]。” 法律作为上天的意志，而君主受命于天，他的命令天然的具有正当性，臣民应该服从，否则“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韩愈：《韩昌黎文集·卷十一·原道》]。”这就为解释了“君主发布法律、臣民遵守法律”的正当性。

柳宗元否认法律是代表天意的圣人之言，并在《贞符并序》一文中对于法律的正当性来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君子，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贞符并序》]。”他用汉、魏、晋、隋王朝治国理政的事实，论证所谓“推古瑞物以配受命”之说全是骗人的鬼话。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关怀体贴黎民，提拔重用有才干的人，洗刷历史创伤，给贫寒者以温暖，这是得到百姓臣服真正的原因，那些弄虚作假的臣子却以刘邦出生的奇端异说，蛊惑、愚弄无知的百姓，并诬称这是刘家的“祥瑞”。而引用王莽创位、刘秀治国等效仿前人鼓吹“祥瑞”说，以及魏晋“厥符不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贞符并序》]。”造成纷扰混乱、四分五裂、误国丧权的致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可怕局面等事实，进一步从反面论证“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错误性。接着柳宗元从唐朝出发，认为国家治理的好，全是因为大唐十个圣主孝顺、仁慈、和平、宽厚，能够获得民众的尊崇和爱戴。最后得出结论“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贞符并序》]。”由此可见，柳宗元认为统治者推行的法律正当性在于人心，而不在于所谓的“天意”。www.eeelW.COM

韩愈将法律当做上天的意志，君主受命于天，他的命令天然的具有正当性，臣民应该服从，君、臣、民各司其职。由于只能由君主代表上天，也就没有人可以对君主是否真正代表了上天提出质疑，况且上天意志是虚无缥缈的，可以说君权没有任何限制。这种立法观存在逻辑缺陷，它无法解释君主因暴政而被他人取代的合理性，因为君主实施暴政是否违背了天意，除了他自身外没人能够指出，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全靠君主自觉。但历史上几乎所有改朝换代皆是因为暴政，这样连唐王朝统治是否正当都无法说明了。而柳宗元认为君主立法时应当考虑人心的向背，只有这样颁布的法律才是合理的，当君主暴政时，人民可以揭竿起义。他为君权设置了一个边界，防止其不当的扩大而威胁人民的利益，隐含着现代民主色彩[ 谢水顺、胡水姣：《论柳宗元的法律思想》，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并且韩愈站在君主立场上的立法观，提出了“诛民”理论，单从一个“诛”字，就让我们感受到法律对于人民的严苛。而柳宗元从人民的角度出发，要求统治者仁义爱人，提出“简于厥刑，不残而惩，是谓严威[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贞符并序》]。”反对严刑峻法带给人的苦难，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两种立法观，孰优孰劣，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