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实秋的“人性论”提出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革命文学”盛行的时期，是他所坚持的新人文主义文学观的根本,主要见于他的文学批评,及文艺理论。梁实秋原是推崇浪漫主义的,在他留学西方,接触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之后,深受其吸引,特别是白璧德的善恶二元的“人性论”，对他的影响至深，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欣然将白璧德的理论接纳作为自己坚持一生的文艺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否定，是他借助系统的西方理论学说作出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总体性批评，这“一场浪漫的混乱”[1](p39)，极端地接收外来影响，推崇感情，标举自由与独创，是“反乎人性，反乎理性”的，虽立论有片面性，却又不无某些深刻性的论述。与“革命文学”阵营，特别是左翼作家的论争，则使得梁氏对自己的“人性论”做了一些修正，多出了“天才论”的精英论调，虽在普遍性、阶级性方面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不能否认梁氏“人性论”具有那个年代所缺少的冷静、清晰与公允。

关键词：梁实秋；白璧德；人性论；理性；得失

目录

摘要

Abstract

引论1

一、梁式人性论的主要观点1

（一）文学发于人性： 文学家必须保持自由的人格1

（二）文学基于人性2

（三）文学亦止于人性：提倡文学的节制与理性，用理性和节制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一种标准3

二、梁式人性论的得失4

（一）文学的“中外可辨”的判断，带来的不可抹灭的矛盾与对文学个性的完善4

（二）文学的无阶级性与“天才论”的矛盾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5

（三）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时产生的弊病，以及理性作为文学准绳的益处7

结语7

参考文献9

文献综述10

致谢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