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汪元量本是南宋末的宫廷琴师，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元世祖诏令三宫北上，汪元量也于其中。至此，汪元量开始用诗歌记录历史，有《水云集》传世，并有“宋亡之诗史”的美誉。本文将研究汪元量诗的“诗史”特征，即从“史”的角度探讨宋末元初的时代风云与其个人命运的抉择，并从“诗”的角度探讨其诗艺，同时探讨其“诗史”特征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汪元量；诗史；时代风云；个人命运；审美特征；形成原因

汪元量本是南宋宫廷琴师，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临安，宋王朝灭亡，随后元世祖忽必烈召令三宫北上，汪元量也寓其中，在元期间，他先后担任过翰林、降香，晚年入道，四处交游以终。汪元量作为宋末遗民，目睹了南宋王朝的灭亡，亲身经历了亡国奴的辗转漂泊，深深体会了亡国的哀伤，痛苦的经历使他摆脱了宫廷琴师的狭窄，以饱蘸情感之笔记录了南宋末年的动荡流离，其诗遂具有“诗史”特征。马廷鸾《书汪水云诗后》曾评价曰：“元量出《湖山稿》求余为序。展卷读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读至丙子作，潸然泪下。又读至《醉歌》十首，抚席痛哭，不知所云。……因题其集曰‘诗史’”。 [1](p186) 李珏《书汪水云诗后》也评价说：“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2](p187) 清人钱谦益《书汪水云集后》也肯定了汪元量诗歌的“诗史”特征云：“《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3](p188)可见，“诗史”已成为人们对汪元量诗歌的定评，研究汪元量的文章虽多，但对其“诗史”的内涵与特质尚有待进一步论述，本文以汪元量诗歌集《水云集》[4](p2-p75)为研究对象，拟对其“诗史”特征作具体深入地探析，以揭示其诗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