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与这个人物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的。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民主奋斗是失败的，所以在政治上梁启超是失败的人物，从而导致他的新闻思想总是要蒙上一层“政治上的阴影”[9]。脱离他人物上的政治性、脱离他思想上的政治性来讨论新闻实践和思想，都是行不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政治性，是其新闻思想的第一属性。论说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变化具备合理性，一是其思想是不断适应现实需求的，反应了时代呼声；二是其思想难免过于高屋建瓴，以至于有些主张太过主观化、理想化而无法实现，这是其最大的矛盾所在。

戊戌变法失败，也使其新闻思想经历一个从主观走向客观的转变过程。物质基础决定主观意识：政治上的失败论证了其初期新闻思想无法从半空中落地生根，具体地来指导办报实践，再过完美的思想体系也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因此从乌托邦主义走向现实主义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社会政治现实出发改变自己的报刊舆论主张更是一个合理的取向。报刊可以为皇帝所用（耳目喉舌论），也可以为社会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阶级（资产阶级）所用（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报刊可为一党一派发声，固然也可以为国民百姓发声；言论可以封闭，当然政治环境变换后，言论可以实现自由。这些变化从主客观的角度来看，不过是主观世界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随之产生改变罢了，一旦具备了可以实现这些新闻主张的条件，思想可以立即变成现实。因此，戊戌变法前后其思想的转变是有合理性的，这是本能的潜意识的反应，个体对于环境的正确认知。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具有先进性，代表时代需求、走在时代前端。如若将变法前梁启超的思想评价为封建残余、落后主义，将变法后梁启超的思想评价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为先进代替落后，倒不如说是梁启超融会贯通各类思想思潮，并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对中国现状有改进作用的可取之处全部留下，为他所用，为维新派改革派所用；而后去积极地利用，努力地贯彻到现实中去，以一人理想的身躯承载一个国家民族的现实利益，是其新闻思想的一个可贵之处，这一点无法否认。不能以现在的历史观思想观来评判一百多年前的历史观思想观，这样难免限于主观的猜测和臆想之中而将过去的历史批判得一文不值。将历史人物、人物思想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考量，这样还原历史真相才具备客观性、真实性，否则一概地肯定和否定都有失偏颇而无法走向正确。他重视报刊舆论的“通塞”作用并贯穿他整个办报生涯；能够抛开党报观，倡导国报观、世界报观；能够建立报章新体制，放弃文言文夹杂白话文的时务文体。说他的新闻思想是先进的，在于他能从原先狭窄的思想偏见去拥抱民主和自由，在于他在极端保守落后的现状之下能够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将办报思想广泛散播，以求能实现去塞求通、向导国民，这已然走在了时代的最前端。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以现实利益为考量的，新闻理论配合现实环境做调整、新闻理论与现实环境相结合。在新闻思想和政治的关系上，戊戌变法之前，其新闻主张全部屈居于皇权政治之下，报刊为政治服务，报刊为维新派的制度改革做宣传工具；戊戌变法之后，其新闻主张独立于封建政治成为自由体，报刊有自身的独立地位而与政治平等，对其有监督之责。理论不与实践相结合，则再完美的理论也只能是空想主义，毫无实现的基础。他起先依附皇帝为新兴资产阶级谋利，逃亡日本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为实现政治主义谋利，而后超越党派之争为国家为国民谋利，他的思想轨迹是成长式的、进化式的。梁启超是完美主义的政治改革派人物，其部分思想难免始终带有无法实现的成分，不过他终究花尽毕生精力投入办报，努力实现自己的报刊主张，www.eEELW.COM为实现政治抱负、新闻理想而奔走，这也是为当代新闻人做出的表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服务于他的政治目标。终其一生他都想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理想，因而他能够把报刊当做是耳目喉舌，作为工具，戊戌变法失败，他又能够笔锋一转，视报刊为舆论阵地猛烈抨击封建落后制度，与政见不同的革命党进行论战。抛开实际的政治环境来谈新闻独立、言论自由，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民主的常态下，这些才能够落地生根。更何况，新闻言论本身就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要脱离开政治研究新闻理论，那也是无法实现的。再者而言，在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下，把西方新闻理论带进中国，倡导一种新的风气，已经极大地开启民智，他一生努力的“去塞求通”，已然真正地实现。梁启超并非是一个只在理论上潜心研究，在具体实践上欠缺经验的学者型人物，他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专业新闻家，他的新闻主张都有独到之处，都是经过实践反复论证过的。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属于实用主义的。变法之前他的新闻主张为实现君主立宪而近乎保守，变法之后他的新闻主张走向自由主义而近乎激进，这样的倾向只是说明了理论结合实际才能落地生根，否则再完美的理论也只是空中楼阁。这方面，他是继承了一部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他始终主张新闻理论与报刊实践的一致性，这一点从他多个时期发表的各类报刊叙例中可以看出来。他的很多主张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无法实现，但他已经开启一代文风，促进了民主观念的传播，在扫除国人愚昧无知方面居功至伟。

    变法前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转变代表了那一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的复杂性和妥协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势力尚且软弱，故而梁启超初期的新闻主张需要迎合封建统治阶级（去塞求通、耳目喉舌论），而一旦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归于失败破产、封建统治阶级追杀新兴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新闻主张就需要猛烈抨击封建势力封建制度（监督政府、言论自由）。报刊舆论既可以是皇帝私人的耳目，又可以作为党派的宣传机器维护自身阶级利益，所以这其中的种种转变不是能用简单的不同政治主义来划分的，而是包括各种复杂的环境因素、人为因素。梁启超新闻理念的转变，是出于阶级利益、开化民智、宪政民主的实现等等多方面的原因考量，而非是一味地抛弃落后的价值观，盲目拥抱西方民主人权，只有是适合中国历史环境的报刊理念，才有付诸实践的意义。他的新闻理想无法实现，根本上还是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妥协，无法构成摧枯拉朽影响封建制度转变的势力。戊戌变法一失败，梁启超的新闻理想便全部化为泡影。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报刊活动代表了时代的呼声和最强音，他的报刊实践具有承前启后的借鉴意义，后世探讨新闻理论也无法避开他，他是近现代新闻界的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