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最早出自《庄子·外物》，原指琐碎的言论，与今日小说的定义相去甚远。从唐传奇至宋元话本，再到明清时期相对成熟的小说，这些文学体裁，无一不承载着我国的历史与文化。小说其本身既是文化的积淀，又是文化变迁的产物。由此看来，所谓文化价值，一本小说，抛开其艺术手法的高低，主题格调的高雅与否，其文本本身即是今人探究文化历史的重要资料。

晚明年间的男风小说，包括《弁而钗》，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虽然都有“淫书”之嫌，在表达手法及书写宗旨上也各有差异，但都有各自存在的文化价值。

世情小说，尤其是艳情小说，在明后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而以《弁而钗》为代表的男风小说的出现，则弥补了通俗世情小说中“男风”类目的空白，为后世文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等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以供其直接研究我国的“男风”历程。其实，在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传统艳情小说中，男女艳情描写虽为主流，其中也不乏男男情色的书写，但由于篇幅的限制与作者的犹豫的“模棱两可”的描写，男男情事始终作为传统艳情小说的点缀，是“饭后甜点”。而《弁而钗》这一类男风小说的崛起，彰显出世人愈加开放的性态度与价值观，作者直接而大胆地揭开了掩盖在“男风”上的这一块遮羞布，男子之间的情爱交流不加避讳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而读者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市民阶层抱着好奇亵玩，文人阶层抱着追逐赏玩，各人皆能从文本中获得满足。而《弁而钗》的成书也在向世人展现“男风”世界的同时，为性学及心理学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除填补文学类目空白外，男风小说的也如实地反映出世人尤其是文化阶层对“男风”的复杂又暧昧的心态。“男风”现象古已有之，因其与传统道德观念的背道而驰，从古至今受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非难，然而不论是法律上的明令禁止，还是道德上的谴责诘难，中国古代似乎从未对同性恋群体真正痛下杀手、赶尽杀绝过，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的责难都是相对温和的，甚至在闽广地区还出现过获得社会道德“赦免”的“契兄弟”、“契父子”关系。细细想来，我国古代宽松的人文环境是一大原因，反观古代西方世界对同性恋的严苛打压程度之甚，就能清晰地发现人文环境对两性关系的影响之深。我国不同于西方单一且严厉的宗教信仰，各宗教流派都致力于从思想上影响民众，但对于民众的实际行为规范却是无权强制的；再者，由于我国古代的妻妾制度，同性恋情一般都是在不影响原生家庭后继的情况下发展的，同性被动者在大部分情况下地位与“妾”无异；再加上同性恋在皇帝及上流阶层的风行，如同“贵族病”一般存在的同性恋自然是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严苛非难的。

但我国对待性关系的宽松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由程朱理学的兴盛开始，我国自宋以来对待两性关系趋向严肃苛刻，到了清朝更是发展到极致，康熙年间的《现行则例》中明确规定：“凡恶徒伙众将良家子弟抢去强行鸡奸，为首者立斩。为从者，俱拟绞监候。若系和同者，照律治罪”[18]。在主流社会对两性关系日趋严肃的情况下，晚明以《弁而钗》为代表涌现的一批男风小说，作者在书写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劝诫世人的意味，但又不约而同地在男色书写上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态度，这一暧昧的态度其实与社会主流对“男风”的温和诘难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弁而钗》作者把自己矛盾而暧昧的心理宣泄于小说创作中，创造出人人称而羡之的男性理想国，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创新。

四、 《弁而钗》的影响

《弁而钗》小说在文本体制上属于话本小说，但又非传统的话本小说，在一定程度起到过渡作用。话本到了明代日臻完善，而三言、二拍的出现则体现了我国短篇小说的巅峰。三言、二拍的出现使话本小说的体制逐渐固化，情节趋于曲折多变，语言也日益平民化，更适合各阶层的阅读。但固化的体制注定会流于僵化，在三言、二拍之后的话本小说，无论是体裁语言，还是文章主旨都照猫画虎，无法超越三言、二拍。

如果对晚明时期出现的大量同性恋小说进行综合分析，那么我们会发现，不管是故事内容，还是语言辞藻，同性恋小说似乎并未打破才子佳人小说的固定模式。细观《弁而钗》全书，也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大团圆式的欢喜结局改成了主人公各自娶妻生子，两家世世相好不替，并没有大的革新创举。

从话本形式上看，《弁而钗》则对话本小说的体制有一定的创新与发展。话本小说自兴起以来，就善于创作一回一个的世俗小故事，单回的短篇小说是话本小说的主要组成部分。《弁而钗》则打破了这种固有的模式，全书分为四集，每集由五回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形式上的变更不仅意味着文本篇幅的增长，也意味着自晚明开始，短篇小说逐渐向中篇小说过渡的趋势，《弁而钗》就是话本小说过渡时期的产物。

在《弁而钗》出现之前，WWw.EEelw.coM世人对同性恋的看法都难以趋于公正，作者笔下的同性恋形象大都是猥琐下贱的，同性恋情也是无法持久难以超越世俗牢笼的，因此《弁而钗》的出现置于整个时代背景下来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书中出现的四对同性情侣之间完全可称为“爱情”，主人公之间人格上的平等、品格上的高尚都使得《弁而钗》在同性恋小说群体中独树一帜。对于同性恋，明代大家冯梦龙曾在《情史·情外类》中给予了深刻的解释，他在《情史》序中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19]在他看来，同性恋亦为“有情”，当在“情教”之内，并坚持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破舌破老，戒于二美，内宠外宠，辛伯念之，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饥而未见胜也，呜呼，世固有癖好若此者，情岂独在内哉？”[20]《弁而钗》则在无意识中很好地践行了冯梦龙的“情教”观。

从历史进程来看，进入清代以后，“男风”传统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更好地融入了整个清代历史。吴存存先生所著的《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中曾说道：“中国历史上这场男性同性恋盛行的风气是由明清两代共同完成的，它直接地、无所阻碍地就植入了新的王朝，之间几乎找不出断层。”[21]而投射在文学作品上，晚明的同性恋小说无疑影响了整个清代同性恋小说的编创。如清人李渔的代表作《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将故事背景置于嘉靖年间，讲述了平民许季芳与尤瑞郎之间的爱情故事，二人从相识相爱到最后分离的爱情历程中作者对被动者身上的忠贞气质大为赞赏。又如陈森的《品花宝鉴》中梅子玉对杜琴言相思成疾，二人见面后病情痊愈的情节也借鉴了《弁而钗·情贞记》中风翔与赵王孙的定情环节。

总之，以《弁而钗》为代表的晚明男风小说第一次将男子的情欲世界作为文学创作主体，使同性恋成为了文学史上的正式题材，为清代李渔的《男孟母教合三迁》、陈森的《品花宝鉴》等后世男风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结论

在晚明的话本小说井喷背景下，“男风”大潮异军突起，出现了以描写同性情爱为主题的同性恋小说，他们时代特征明显，与其他类型的小说相互交错，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小说群体。置于整个小说史，他们的艺术水平并不高明，但其特有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内涵却使得同性恋小说在整个小说史上具有区别于其他类型小说的特殊文化价值。《弁而钗》作为我国晚明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以正面态度叙写同性恋情的小说，对于男子同性恋充分肯定和宣扬，其倡导的“至情”论调，书中主人公皆可为情生，可为情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