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广商团究其本质都是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军事力量团体，其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但又有所不同。苏州商团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政治功能较弱，而广州商团兼具了经济与政治功能。

苏州商团的功能较为单一，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十分微弱。它自始至终都主要是维护市场和社会治安稳定，进而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政治持保守、平和的态度，与政府关系是和谐的。苏商体育会（苏州商团前身）在成立之后参与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查禁苏州的鸦片烟馆。清末鸦片流入中国，造成国家白银外流，社会秩序混乱，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严重影响苏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苏州当时有三百多家鸦片烟馆，1907年清政府下诏禁烟，查封烟馆。苏商体育会参与了查禁苏州烟馆的活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苏州商团还参与冬防(冬防是秋冬季节官府和民间团体力量组织巡逻、站岗，预防盗匪，保护百姓安居乐业的活动）。苏州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店铺林立，冬防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商业利益十分重要，自苏州商团成立，苏州城的冬防都由其承办，商团各支部出防巡逻值岗，认真负责，“及保护商业之安宁，其功绩之可稽……商团之与商市，实有密切之责任关系也”[章开沅等：《苏州之丝业、铁机等公所至总商会函》，《苏州商团档案汇编》，成都：巴蜀出版社，2008年1月，第373页]，可见苏州商团较好的维护了社会治安，保护了商人利益。苏州商团的主要发起组织者大多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者这大多从事典当、金融、丝织等行业，特别是具有封建色彩的高利贷钱业和典当业，正因为如此，他们实力雄厚，与封建旧势力关系密切，许多商团领导人还曾担任过清朝官职，如发起者之一的杭祖良是三品官衔候补员外郎。苏州商团的上层与封建势力息息相关，决定了他们对封建势力一定程度的维护和妥协，因此苏州商团软弱性与妥协性突出，在政治上趋于守旧。比如在辛亥革命中不像上海、武汉等地的商团那样积极得支持革命事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苏州商团的主要领导人还一致赞同立宪，而非革命。在1906年由江苏资产阶级所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中，苏州商团的杭祖良被推荐为代表参加了赴京请愿团。当清政府迫于压力宣布缩短立宪期限时，苏州商团还参加组织了大规模的提灯游行等庆祝活动。当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和汉口等地的商团直接参与革命，而在苏州，武昌起义引起了苏州资产阶级和商人的恐慌，市场混乱，金融阻滞 ,银根奇紧。苏州商团为了维护旧秩序，立马求助于当地守旧政府，请求给予枪械支持，加强巡访力量。然而革命的发展态势是苏州商人所料不及的，清王朝的灭亡成为了定势，寄希望于清政府已经不现实，于是商会、商团的上层领导不得不顺势而为，考虑顺从革命。但是他们仍然怕革命会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给自身造成损失，于是紧急与守旧官僚程德全商议并最终促成了苏州的“和平独立”。显然，苏州商团在辛亥革命的表现具有很强的投机色彩，充分暴露了苏州商团的妥协与软弱。但在苏州光复之后，苏州商团担当起了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又苏州商会于14日传令各商团，于夜间一律出巡严防土匪籍端滋扰”[ 郭孝成：《江苏光复纪事》，《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6页]。苏州商团领导人由惶恐到求助再到被迫顺从革命，充分显示了苏州商团对于政治的态度是保守的，但是在保护商人利益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与之相比，广州商团的功能经历了由单一的经济功能向兼具经济、政治功能的转变。成立初期的广州商团规模尚小，参加商团的店铺只有四十多家，但是这些店铺大多资本雄厚，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武装力量，保卫自身的经济利益，于是广州商团成为了广州民族商业资产阶级自发组建的准军事团体。在1919年改选之前广州商团的活动与苏州商团一样，www.EEElw.com主要是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商人团体的利益，与政府并不对立。而后期改选之后，其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公开武装反抗政府，导致自己的灭亡。相较苏州商团而言，广州商团成立较晚。1912年正式成立的广州商团是广州商业团体为保护自身经济利益而组建的准军事力量，其主要领导者为岑伯著和陈鉴持。岑主要经营金铺和丝庄，陈主要经营当铺，二人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在1919年商团改组之前，它是一个中立性的组织，其宗旨为“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其他事项，概不干预”[ 广州文史资料文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广州：广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第27到28页]，比如在1912年1月，广东军政府准备出兵北上抗俄，城中治安便由广州商团负责，称“凡我团友，亟应筹定防备事宜”[ 广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百年大事记》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5-136页]，平时广州商团也站岗巡逻放哨，维持市面秩序，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1916年时任团长的岑伯著遇刺身亡，广州商团开始进行改选，陈廉伯、陈恭受分别任正副团长。“二陈”并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陈廉伯的身份是大买办，为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效力，广州的买办阶层由来已久，力量雄厚，“绝大数中国买办，特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都是来自广州的”[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3页]。陈恭受出生在大地主之家，“素居政治野心”曾任桂系军阀政府的官员[ 广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19辑，广州:广州文史资料委员会，1963年，第97页]。可见，经过改选之后广州商团不再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逐渐成为了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随着广州商团性质的转变，其活动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单纯的保护商人利益，而是更倾向于参与政治性事件。“二陈”上台之后，先是大肆扩充商团队伍，购买武器，壮大其实力，而后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直至最后公开发动武装叛乱。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了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广州商团感觉其有损自身利益，于是镇压工人运动，插手劳资纠纷，对于罢工运动，广州商团以枪杀的方式进行威胁强迫。最后在1924年发动广州商团事变，公开反对政府，遭到镇压（下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