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主日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全日制学校替代。但是主日学校的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实现创办者的初衷——提高了童工的道德水平

首先，基本上达到了人道主义者对于儿童教育的改革目的——给予了孩童基础的素质教育。主日学校的教授内容以宗教道德用书为主，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写字能力，在后来的发展中，很多主日学校还教授学生运算的能力。在最初阶段，《圣经》是主日学校上课的主要教材，因为它符合创办者的最初要求，而且它也是最容易教和最适合学的教材，类似还有赞美诗、交易问答手册以及讲道文章等。除此之外，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专门为主日学校的教学而编订的教科书也陆续出现，“典型的是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主教托马斯·伯奇士（Thomas Burgess）于1786年出版的《索尔兹伯里读本》（Salisbury Reader）”[10]，这一课本的内容按照从单词拼写到简单的文本阅读的顺序进行编写，具有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特点，非常适合初学者的学习。尽管有的历史评论家认为，主日学校的教育收效甚微，因为它局限于对贫民儿童的道德驯化和宗教教义灌输。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评论都应该充分考虑这一事件所发生的广阔社会历史背景：虽然主日学校对工人阶级的子女的教育效果不能与后来国家正式创办公立学校并进行初等教育的立法相提并论，但它在当时的英国底层群众中具有重要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民儿童的文化水平和素质，通过教他们写字和阅读，给了他们向更广阔的文学空间发展的必要技能。毕竟，学会写字和阅读，就能更进一步地从其他书本上汲取知识，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宪章派杂志《北极星》（Northern Star）的编辑写到：如果这个国家的贫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能够自由合理地表达许多学科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功劳归于主日学校的教学”[11]。因此，在1870年英国政府颁布《初等教育法》之前，对工人阶级子女的基础教育方面的贡献主日学校运动功不可没。

除了提供基础教育的作用，中产阶级期望通过主日学校的教育使底层群众遵纪守法的目的也基本达到。英国作为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其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导致犯罪率直线上升，尤其是青少年犯日益突出，另外“ 工业化时期，在各种犯罪活动中，针对财产的犯罪尤为突出。抢劫和盗窃是两种主要的侵犯财产犯罪类型，这两类犯罪活动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都非常普遍”[12]。由于主日学校的时间上是要求学生在星期日上学，而在没上主日学校之前星期日这一天对于学生来说就是搞破坏、发泄内心不满情绪的日子，但是在主日学校创办之后，相对于闲散街头，许多工人阶级的子女都更乐于选择去主日学校上学，这使得之前一到星期天社会秩序就变得混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的缓解，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直线下降，这也是主日学校运动带来的伴随效应。

另外，教会通过创办主日学校运动极大程度上壮大了自己的宗教势力。这主要体现在主日学校的具体规模上，到1851年，在全国所有的全日制学校中，直接受到教会资助的学校有12190所，几乎占据总体的三分之一，而这些学校所招收的学生却占了所有全日制学校学生数的一半左右[13]。这从侧面可以看出教会非常重视在主日学校中传播宗教信仰，借以发展宗教势力，并且从发展过程中也看得出来确实对传播宗教有一定的理想效果。虽然在主日学校的后期发展中，由于教会坚持限制学校的教学内容——以灌输宗教教义为主，以世俗教育为辅（甚至可以没有这门功课）限制了主日学校的发展，但是在前期发展过程中，教会雄厚的财力和人力都对主日学校规模的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基本劳动素质要求也在主日学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满足。事实上许多工厂主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采取措施在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上进一步加强，例如工业产品的分工更细，劳动时间更长，每一位工人只需要遵守和服从工厂的劳动秩序和命令，因此在当时许多工厂内部也设有主日学校，就是为了经济快速地解决传统技术工人没有时间观念、无法完全遵守规章制度等这些弊病。主日学校通过让学生懂得遵纪守法的观念并且内化成对自身的要求，还有可能给学生提供识字和算术等世俗教育，让这些工人阶级掌握了进入工业化社会所需的劳动素质和生存基本技能，显然能更好地适应这个转型时期的种种变化。

（二）超出创办者的预料——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其一，改善下层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改变其价值观念，推动和加速政府对于初等教育的立法进程奠定群众基础。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主日学校除了教授基础知识和技能，还丰富了学生们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活动，并为此开展了许多有利于学生们身心协调发展的课外活动，例如多种多样的俱乐部、节日纪念日以及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等等。这就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一到主日学校的成立纪念日，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可以快乐地唱歌，与音乐般的织梭节奏融合在一起......”[14]。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拓展了他们的社交范围，无形之中激发学生们改善生活水平和追求审美情趣的渴望。另外，如果一个在校超过三年的学生基本上就能达到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阅读理解和运算等学习技能的水平，在这一基础上，他已完全有能力形成较正确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为英国政府在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出台提前奠定了群众基础。这些贫民儿童在接受了一定的基础教育后，对社会各种现象的自我解释才能得以更为准确合理地形成，尤其是可以改变他们父辈曾对教育的狭隘认识——认为与其让孩子在学校读书浪费时间，不如让他们早早进工厂劳动赚钱养家。 “19世纪40年代开始英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父母能够承担子女接受教育所带来的家庭经济损失”[15]。可以看出一旦经济状况得到提高，这些工人阶级的父母便会立刻想方设法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在主日学校运动如火如荼地在英国各地发展之时，当然也有日间学校的存在，但由于它与贫民儿童需要赚钱养家时间上相冲突，而且昂贵的学费使一般贫民儿童的家庭只能对它望而却步，所以在当时日间学校所教育的学生基本上不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因此在基础教育这一层面所发挥的功效不大。而主日学校的特性相对来说就受到了广泛贫民家庭的欢迎，“1839年对手织机织布工的普查表明，他们的孩子去主日学校上学的人数是去日间学校上学的五倍。在格洛斯特郡的二十个教区中近3,000名织布工人的孩子，只有不到10%的人去日间学校，2/3的孩子上主日学校”[16]。这些数据说明在某种意义上主日学校的教育改变了这些工人阶级对教育的认识。

 其二，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激进主义思想。随着主日学校运动后期的发展，它的轨迹便开始逐渐偏离当初创办者们所希望的前进方向，或者说在这发展中产生了一些创办者们当初完全没有意料到的结果。在本文中笔者认为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工人阶级自身意识的觉醒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点，首先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构成主日学校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几乎都来自工人阶级，其原因分别有以下两点：首先，前面已经提过教师的招聘方式已由聘请的方式演变为志愿招收，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主日学校的教师大部分来自于原先从这些学校里毕业的优秀学生。其次，由于主日学校对学生的招收原则规定了只针对那些贫穷家庭的子女，在当时英国圈地运动的兴起以及机器代替传统手工劳动的境况下，贫困的农民为了生计只得被迫去工业化城市（例如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城市）寻觅工作，因此几乎都成为了遭受资产阶级剥削、在工厂车间等地方劳动的工人，www.EEELW.COm他们为了一工半职留在城市艰难度日，而子女也为了能给整个家庭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而被迫成为童工，从而构成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底层社会的主体。综合上述两点不难得出：实际上，构成主日学校的主体为工人阶级。

而所谓的英国激进主义运动，是18世纪末在英国由于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推动而促发的一场由 “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参与的“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运动[17]。在这场激进主义运动中，作为底层人民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参与是不容忽视的，笔者以下将通过两件史实事例来加以说明：其一，“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工人们掀起了阅读激进报刊的狂潮”[18]。从时间上来看，这一时期主日学校运动的发展正值黄金时期，它教会学生阅读和写字，所以这是工人们能够阅读报刊的前提基础；从实际形势来看，工人们既已学会阅读写字，他们内心对社会财产分配悬殊现象的极度不满情绪便很容易通过文字形式流传开来，在此基础上工人的潜意识逐渐被唤醒，即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但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属性，同时也认识到与占有社会大部分财富的资产阶级是必然对立的。其二，由于激进报刊在工人之间激起巨浪，导致政府采取措施镇压和消灭这些出版报刊的源头——收取高额印花税，然而这样的做法却事与愿违，工人默契而团结地与政府展开了一场无印花之战，那些激进报刊像“盗版读物”一般在工人群众间盛行不衰。尽管最后这些激进主义报刊在政府千方百计的阴谋策划和手段之后逐渐销声匿迹，但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足以说明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前半期工人阶级对自身阶级的意识觉醒和激进主义的产生，这样一个对于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来说的“毒苹果”的成长，显然与主日学校的“灌溉”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主日学校的创办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主日学校运动的创办者最终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因为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学生们学会了遵守纪律并且也有了一定的自我约束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英国机械化大生产时代对劳动者的基本素质要求，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基础教育的进行有效降低了英国工业城市青年犯罪率，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受教育者——工人阶级本身自我意识的觉醒，致使与其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激进主义运动为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奠定了基础。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主日学校的创办者的局限性使其在后期逐渐不再利于主日学校运动的开展，尤其是教派人士，倾向于主日学校的宗教常识的教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主日学校教育活动的提升空间，使得它成为在英国1870年正式颁布《初等教育法》之前具有过渡色彩的教学组织，正是因为它具备着培养学生道德感和纪律意识的作用，使它对英国国民的基础教育发挥了任何人都无法轻易否定的作用，历史有力地证明，它是英国国民教育体系得以初步建立这一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中决不可缺少的重要过渡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