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景泰帝与孙太后由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而产生矛盾。对下，景泰帝与群臣之间由于不同的思想出发点而产生矛盾。景泰帝在登基之前，已经有一部分英宗朝臣随英宗出征而战死沙场，因而大大削弱了英宗一朝的根基。而剩下一部分人又是能够在国家危机关头力挺郕王登帝来掌控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所以在民族危机当前的紧急关头，景泰帝与各路臣子还是抱团作战，关系相对缓和的。但是一旦民族危机不再是首要矛盾时，景泰帝与那些坚持正统的传统士大夫之间的矛盾也在各种因素的催生下显现出来。自古以来，除去少数民族政权的元朝和清朝外，封建社会的皇位传承都是在嫡长子继承制原则下运行的。不管嫡长子贤能与否，皇位都将由嫡长子继承，否则就会被斥为有违天理，扰乱纲常。作为次子的李世民虽有经世之才，治国伟略，但无权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这招险棋夺得皇位。但在封建伦理纲常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政变是有代价的。即使历史证明唐太宗是一个选贤举能，治国有方的明君，但是他弑兄夺位的经历也常常遭到后世文人的诟病。

坚持皇位继承的正统观念一直延续到明朝并未改变。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太子朱标病逝后，对于继承人的选择也一度让明太祖苦恼。但最后明太祖还是没有选立屡建战功的燕王为太子，而是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嫡孙朱允炆，这一做法恰恰印证了当时传统伦理思想里“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李宗侗注译：《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译》卷1《隐公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的观念。朱祁钰正是在这样一种伦理氛围下登上了皇位。就连他本人在被拥立为帝时的反应也是：“王厉声曰：‘皇太子在，卿等敢乱法邪！群臣止不敢言。已而复请曰：‘皇太后有命殿下岂可固违。’兵部尚书于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言益恳切王始受命。”[《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3534页]此处“乱法”的言下之意就是虽然明英宗被俘在外，但是明英宗的太子还在，因而他的继位则扰乱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一法度。由此可见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影响的深远。但是权力的吸引是无法抗拒的，登上皇位后的景泰帝不愿再交回曾经属于明英宗的这份权利。再者，被俘后明英宗，被瓦剌当成人质随军辗转漂泊，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俘虏阶下囚这两极生活的转变后，曾亲口对李实许下诺言：“愿看守陵寝，或做百姓也好。若不来接取，也先说令人马扰边，十年也不休。我身不惜，祖宗社稷天下生灵为重。”[《“土木之变”若干问题探析》，蒲章霞，中央民族大学2010（学位论文）]身处蛮地的英宗一心只想回国，他对皇位的退让更加助长了景泰帝对加强皇权的欲望。因此，对皇权无比眷恋的景泰帝必然会与传统道德伦理氛围下培养出来的的士大夫争锋相对。而这一系列的矛盾从景泰登上帝位后便开始产生，并且一直延续到八年后夺门之变的发生。

正统十四年八月明军大败于瓦剌后，也先挟持明英宗以作砝码来攻城略地，掣肘明军。但是朝廷易主，兵部尚书于谦指挥作战，统领有方，这让也先多次吃了闭门羹，挟天子相逼的招数收效不大。再加上与明军作战多次失利，所以也先决定放弃明朝太上皇这颗没有利用价值的棋子，送其回家。可是明英宗一旦安全回来，那景泰帝的处境就极为尴尬。景泰帝也深谙其理，所以对于也先送驾太上皇的行动一直暗中阻挠。首先在派遣与也先进行商洽的人设方面，景泰帝只派出了一些级别很小的官员，借此来表明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及对瓦剌的轻视，试图把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同时在遣使出访过程中，景泰帝也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迎回太上皇一事。面对瓦刺多次送驾天子的提议，景帝也一再以“虏情伪诈”看待，要求边关严防死守，并没有积极处理迎驾事宜。因此在迎复和送归明英宗这件事情上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

本想以送回明朝皇帝作为谈判筹码的也先，发现明朝对这个太上皇根本不上心，更是急着把明英宗陪这个烫手的山芋交出去。景泰元年七月初，礼部侍郎李实等人奉命出访也先以试探也先求和的真实性，但依然不提及迎回英宗的相关事宜。也先在使团临行前时对李实说：“差来接驾的人约在八月初五日”[《“土木之变”若干问题探析》，蒲章霞，中央民族大学2010（学位论文）]同时为了表示送还英宗的诚意，也先还调回了大同边界侵扰明朝的军队，并派遣使臣送马四十二匹、貂鼠皮五十张随李实到北京奏事。但景泰帝对此事的处置的结果却是：“二十三日，把秃等奏讨使臣，上不许。五府六部多次上章，请遣使，亦不许。”[《“土木之变”若干问题探析》，蒲章霞，中央民族大学2010（学位论文）]当时在朝廷之中，文武百官也都希望迎回英宗，不管怎样，英宗在朝十四年，他的地位在很多士大夫的心中是无法替代的。李实使团返回明朝后，宁阳候陈懋、吏部尚书王直等上奏说：“……臣等切详虏人悔过请和，实天地宗社之福。皇上德感远人，使其惭愧息兵，彼此生灵俱免劳苦，宜仍遣实以衣物礼币诣虏迎复上皇，于理为宜，于事为当。”[《明英宗实录》卷194，景泰元年七月癸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4090页]可见在众人心里，于情于理都应该迎复明英宗。后陈懋、王直又多次上奏，要求早日迎回明英宗。但在朝廷之中一山不容二虎，英宗一旦回朝，那谁来做皇帝？景泰帝的皇位是否保得住？这些问题都是正坐在皇位上的景泰帝所不愿面对的。因此处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景泰帝不愿意对迎驾之事有任何积极的举动。但一面也先要求送回明英宗，一面群臣要求接回明英宗，景泰帝在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已经找不到更为正当的理由推托迎驾之事了。

终于在群臣的压力下，景帝在七月丁卯，于也先的敕书上写道“……所言欲送回大驾实朕所愿，果出诚心，就令杨善等奉迎还京”[《明英宗实录》卷194，景泰元年七月丁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4099页]就这样，迎驾英宗一事才正式提上日程。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用什么礼仪来迎接景泰帝归朝又引起了景泰帝与朝臣的一番争论。景泰元年八月初九在同意遣使迎回英宗后，景泰帝即命礼部商讨迎接礼仪。礼部尚书胡濙给出的意见是：“宜令本部遣堂上官一人至龙虎台，锦衣卫遣指挥二人并官校执丹陛驾辇轿至居庸关，各衙门分官至土城外，总兵等官至教场门迎接行礼。太上皇帝车驾自安定门入，进东安门，于东上北门南面坐。皇帝出见毕，文武百官朝见，行五拜三叩头礼。太上皇帝自东上南门，入南城大内。”[《明英宗实录》卷195，景泰元年八月庚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4119页]胡濙作为礼部尚书，按照太上皇的级别对迎接事宜作了较为隆重的安排，但明显不合景泰帝的心意，遭到景泰帝的拒绝。景泰帝最后决定只让“礼部左侍郎储懋至龙虎台，锦衣卫指挥佥事宗铎领轿马至居庸关，刘敬领丹陛驾至安定门内，仍命安远侯柳溥率领马步官军沿途迎接”，但柳溥“请给神铳毛马响铃等件不许”[《明英宗实录》卷195，景泰元年八月庚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4119-4120页]，显然大大简化了迎接的规模，降低了迎礼的排场。景泰帝的这一安排却被给事中刘福等人认为迎接礼仪太薄，对此景帝以：“朕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礼无加矣。福等顾云太薄，其意何居?”[《明英宗实录》卷195，景泰元年八月庚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4120页]进行了反驳。尽管如此，士大夫仍然没有在此问题有所退让。当时正好千户龚遂荣写信给大学士高谷，认为迎归礼仪应当隆重，并援引了肃宗迎接太上皇的典礼。礼部尚书胡濙等人便把信上呈景泰帝并借机进言：“肃宗迎上皇典礼，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门外，分遣大臣迎龙虎台。”[[清]张廷玉等撰：《明史·胡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36页。]明代李实在其所著的《北使录》里对“肃宗迎上皇典礼”的情景有具体的描写：“玄宗遭天宝之乱，避难西蜀，肃宗即位灵武，尊玄宗为上皇大帝。后肃宗复两京，迎上皇还京。上皇至咸阳，肃宗备法驾迎於望贤楼。上皇在宫南楼，肃宗着紫袍望楼下马趋进，拜舞于楼下。上皇降楼，抱肃宗而泣，解黄袍自为肃宗着之。”唐肃宗着紫袍千里相迎唐玄宗的故事一直被后世标榜为孝义之举，宋画《望贤迎驾图》描绘的就是幅历史场景。但士大夫如果想用孝义的帽子扣住景泰帝，那实属难事。因为景泰帝与明英宗是兄弟关系，不同于唐玄宗与唐肃宗的父子关系，景泰帝与明英宗之间原本不存在皇位的继承关系，所以在偶然因素下获得皇位的景泰帝要比通过顺利继位的唐肃宗对皇位来的更敏感，更谨慎。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迎礼的问题上景泰帝也毫不让步，最后以一句“第从朕命，无事纷更”[《“土木之变”若干问题探析》，蒲章霞，中央民族大学2010（学位论文）。]满含皇上权威的话为此事划上了句号。

不管怎样，景泰元年八月丙戌，被俘的明英宗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的故土。虽然景泰帝早在迎归明英宗之前，就曾得到了于谦“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于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48页。]的诺言，同时也得到了太上皇“尝寓事朕弟嗣皇帝位，典神器，奉钦宗祀”，“国家机务，朕弟惟宜”[《“土木之变”若干问题探析》，蒲章霞，中央民族大学2010（学位论文）。]避位诏书的保证，但是景泰帝并没有放松对明英宗的防范。由于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国不可一日无主，所以当时的朱祁钰临危受命被选为新皇帝，而明英宗则被冠以太上皇的虚名。一年之后英宗回京后仍然保留此称号。作为臣子，礼部礼应每年在重大节日以及太上皇生日的时前往南宫为太上皇朝贺。“十一月辛亥，礼部尚书胡濙请令百官贺上皇万寿节。十二月丙申，复请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门。皆不许”[[清]张廷玉等撰：《明史·景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4页。]。这是符合明朝礼制规定的合法行为，但是景泰帝一次也没有允许过，妄图以此来切断朝中大臣与英宗的联系。然而却加深了景泰帝和朝臣的矛盾。“南内深锢，朝谒不许，恩谊恝然”[[清]张廷玉等撰：《明史·景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0页。]。景泰帝甚至把南宫的树木全部砍伐，让人无法藏匿，真正地让英宗与世隔绝，把英宗处于权力的真空地带。景泰帝对明英宗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引起了朝中许多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榜士大夫的不满，他们认为景泰帝的做法有悖伦理道德，因而给予英宗无限同情，以至于在夺门之变中许多士大夫站在英宗一边。

景泰五年五月，仪制郎中章纶上书景泰帝：“孝弟者，百行之本。愿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伏读奉迎还宫之诏曰：‘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节旦，率群臣朝见延和门，以展友于之情，实天下之至愿也。”[[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章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11页。]其中“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一句直接点名了皇上与太上皇的尊卑之分，并用儒家传统的孝悌观要求景泰帝敬对兄长。无独有偶，景泰五年七月，南京大理少卿廖庄也慷慨上书到：“臣曩在朝，见上皇遣使册封陛下，每遇庆节，必令群臣朝谒东庑，恩礼隆洽，群臣皆感叹，谓上皇兄弟友爱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愿时时朝见南宫，或讲明家法，或商略治道，岁时令节，俾群臣朝见，以慰上皇之心，则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安矣。”[[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廖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13-4414页。]，此一书直接将昔日明英宗在处理群臣与郕王关系上的慷慨大度与现如今景泰帝在处理群臣与明英宗关系上的私心狭隘做出了鲜明的对比，表达了群臣希望时时朝见南宫，以尽臣子本分。

景泰帝为了加强自身的皇权，www.EEElw.com不仅对英宗的生活、权力加以严格限制，同时在皇位继承人上也煞费苦心。在专制皇权时期，皇帝都希望把天下这份基业永远传承在自己子孙手中，登上皇位后的景泰帝也是如此。但是这份心愿与当时的情况却事与愿违。早在郕王被选为帝后没多久，孙太后就下诏立明英宗两岁的儿子为太子。这样也就形成了皇帝和太子并非父子关系而是叔侄关系。景泰三年，景泰帝通过贿赂大臣终于废黜了太子朱见深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达到了皇位顺利把握在自己一脉中的愿望。但是好景不长，景泰四年十一月，景泰帝唯一的儿子朱见济在被选立为太子后一年就病死，这样太子的位置因之空缺。

朱见济死后没过多久，大臣便开始上言要复立朱见深为太子。景泰帝虽然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但太子死时，景泰帝才二十六岁 ,完全有可能再诞子嗣。但是景泰帝改立太子已经让许多坚守正统的士大夫心生不满，现在朱见济病死，皇位空缺，正好是扭转纲常的最佳时机。景泰五年五月，御史钟同就在奏章中这样写道：“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清]张廷玉等撰：《明史·锺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09页。]。奏章的意思很清楚，认为景泰帝改立太子就是有违天命，言下之意就是太子还是当立朱见深。礼部郎中章纶也上书景泰帝，以“陛下亲受册，是上皇之臣也”这样的句子提醒景泰帝，明英宗才是正统，自己是得位于英宗罢了。这样直言不讳的话对景泰帝来说是对他皇位权威性的最大挑战，景泰帝因此大怒，“立执纶及钟同下诏狱。”[[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章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11页。]

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挡住士大夫继续进言景泰帝册立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同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又上疏：“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犹子也。宜令亲儒臣，习书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晓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岂不美欤？盖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继体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为此天下也。今陛下抚而有之，宜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所以系属天下之人心，即弭灾召祥之道莫过于此”[[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廖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14页。]。虽然这道奏折不像之前的奏章那样言辞激烈，但景泰帝仍接受不了臣子在选立太子的问题有任何不和自己心意的想法。次年廖庄“以母丧，赴京关给勘合，诣东角门朝见。帝忆庄前疏，命廷杖八十，谪定羌驿丞”[同上]。一年之后景泰帝还对能廖庄的奏折有如此深刻的印象，足以看出景泰帝对于提议复立太子这个话题的敏感度。

虽然群臣的进言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但是一种维护明英宗为正统的思想氛围却一直延续下来。景泰七年顺天府乡试的题目中居然出现了“虽欲自绝，有无正统”[[明]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邓世龙《国朝典故》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页。]的字句。这句话暗指景泰帝没有皇子，皇位本应在英宗一系传承。这样的话普遍地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一种观点，即在他们眼里明英宗就是正统，朱见深理应为太子。可见，从景泰帝继位以来，景泰帝与饱受传统理学思想观念洗礼的士大夫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不可磨合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