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参战后为了赢得民众的全面支持，铺天盖地的宣传手段齐齐地指向了为保卫自身安全，誓死捍卫遭到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所侵害的民主、正义与和平，才不得不参加他们曾竭力避免的战争。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总统改变其对德的一贯仰慕，在对德宣战前先是历数德国在西欧海岸击沉各国商船的（当然也包括了美国）恶行，这一行为导致了许多无辜人员的伤亡，总统疾呼美国不能再对德国侵害人权的行为置之不理，并将美国的应战视为没有自私目的，也不求征服与扩展，不为自己寻求赔偿，也不为之后战争期间的牺牲寻求任何物质补偿，只为人类的权利而奋斗。自此，“‘专制’德国与‘民主’美国的二分法对立加剧，整个国家的大学匆忙介绍爱国‘战争问题’,他们展示的主题是‘光明力量与黑暗力量的明确对垒’”。[ David M.Kennedy,Over Here：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58]由于美国是在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才加入战争，这一战争背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威尔逊总统的发言起到佐证的作用，但是实际上美国无论是在前期的中立到后期的参战，其出发点都并非宣传中那样的无私。最初的中立立场处处都笼罩孤立主义的影子，民众无法理解在两片大洋保护下的美国为何要加入一场远处于大洋对面遥远大陆上发生的战争，虽然他们对于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战争持着或震惊、或难过、或同情的态度，但却从未想到自己也要加入其中，包括威尔逊总统也曾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成功的发挥“公正不阿的调节作用”，向民众提出了“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要严守中立”的要求[ 何顺果 著，《美国史通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其次在一战之前，美国在各大国之间并不突出，并且还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债务国，在这种国际形势下，美国着力于发展经济。此外，当时美国的政治重心集中于向拉美地区扩展，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与之相比还不足以促使美国做出分散精力的决定。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其目的同样也不单纯。其一，英国采取的经济封锁使得美德之间诸多贸易往来被切断，无形间拉近美与协约国距离，如此背景下，美国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于俄德之间私下媾和将会导致盟军最终战败的后果进行评估，并得出这将极大损害美国利益的结论。其二，美国需要帮助协约国获得战争最终的胜利，这无疑将会为其在战后谈判以及争夺战后利益中获得极大优势，经济方面的动机显而易见。正如查尔斯·A·科尔曼在《华尔街的战争煽动者》一书中所写，美国制造商和银行家一直置身事外，直到他们的最佳顾客—英国—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他们才将美国公众推入战争，差点来不及挽救他们的账户。[ [美]哈德罗·D·拉斯维尔 著，张洁、田青 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74页] 

然而，美国政府无法直接向民众公布真实的参战目的。为了掩盖其真实的参战意图，进行政治宣传势在必行。与此同时，“美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谓是毫无准备，对于战争目标也并未明确，贸然加入一场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在经济，军事，尤其是民众感情上都迫切地需要宣传动员。”这种动员更多地表现在美国政府制造迫使民众支持战争的国内氛围，这种强迫氛围主要以软性的方式对民众施加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将德国妖魔化，笔者将之称为“恶魔崇拜”[ 参见 [美]哈德罗·D·拉斯维尔 著，张洁、田青 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73页]，最终的目的是在国内最终形成一种“反德尚战”的氛围。

美国信仰的是基督教，而基督教最为核心的一点在于“教人信善、教人行善”。教徒们代替主行走于世间，替主播撒爱世人的光辉。然而在战争宣传中，更加需要的是激起民众对于敌人的仇恨，这与教义完全相悖的做法又如何能为教徒们所接受呢？美国一直盛行的正义战争神话再一次被政府适时地放入了公众的视野之中。正义战争神话实际上就是指出美国所参加的战争必然是正义战争，它必然有着正义的战争目的。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us）在《神圣之城》一书中就曾指出，信徒们以全部的身心侍奉上帝，并且信徒们的心应当统治着身，而心又必须完全服从于上帝。因此，如果一个人是在上帝旨意之下，或是在上帝在人世间代言人的指派下，即便是杀人也会被允许。他奉行了上帝旨意，是一个忠诚于上帝的信徒，而并非杀人犯，[ 参见 王琳 著，《浅谈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秩序观》，“面向实践的当今哲学：西方应用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0年，第427-428页]一战中，美国就采取了“恶魔崇拜”的宣传手段，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用敌人傲慢与堕落的事例来强化美国国民的观念：任何一个发动战争并且阻碍和平的国家都是无可救药的、邪恶并且堕落的。[  [美]哈德罗·D·拉斯维尔 著，张洁、田青 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73页]通过对德国与德国人不断地丑化与妖魔化，让民众确信美国参战是为了代行上帝的旨意斩杀恶魔，捍卫与弘扬正义，而并非是为了攒取权力和领土或是为了某些利益集团的蝇头苟利。

出于掩盖真实参战目的以及不违背宗教传统的需要，塑造一个邪恶、残忍、堕落的敌国形象显得必不可少。对于加入协约国一方的美国而言，德国自然而然成为最好的射击靶。参战前，英国在美国所做出的努力也终于取得了成效，德国被拉下神坛，高大形象本就所剩无几。此刻的德国对于美国而言，最大的作用不再是其正面形象，反而是成为一个足够“合格”的反派。当然，德国形象长期以来根深蒂固，即便不再正面，彻底扭转也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但这无疑会拖慢美国国内的战争动员，为美国政府所不容。因此，参战后的美国最先做的便是进行政治宣传。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领导人们很早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政治宣传的作用，美国海军部长贝克曾明言：“在燃烧的火线后面，在海军和陆军的后面，在巨大的军需库后面，另一种同样强度的，也对取得战争胜利几乎有相同意义的斗争也在进行。这就是人们思想领域的斗争。为了“征服他们的信仰”，这种战斗要在国家的每个家庭之中进行。”[ Creel,George,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The Tirst Telling of the Amazing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New York:Harper&Brothers ,1920,p.30]然而在美国的公共委员会成立之前，政府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着其各自的宣传组织，混乱的信息发布导致美国国内的战争宣传动员非常困难，威尔逊总统就曾针对这一困境指出：“我们必须为战争培训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 Vaughn, Stephen L,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1,p.4]为了统一宣传，美国参战后就迅速成立了一个公共信息委员会，即CPI（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年4月13日，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参战的一周之后，国会、军部、海军部联名致信总统威尔逊，并向其建议组织成立公共信息委员会，主要负责宣传与审查，委员会主席“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一名勇敢、能干、有远见，既能看到出版界的理解，又能够团结全国的作者来做服务工作的作家。”[ Mock, James R.&Cedric Larson,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n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1917一1919,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1939,pp.50-51.]慎重的考虑之后，威尔逊签署了2549号行政命令，并宣布建立公共信息委员会，赋予其“坚守内线”的任务，根据2549号命令，委员会由国务卿、战争部、海军部部长和一名文职人员组成，威尔逊选择资深“报人”乔治·克里尔作为该组织的主席。“报人的确是最可求的人选.....毫无疑问，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质是最适合宣传工作的。在世界大战中，宣传领域非明星几乎都是新闻工作者”[ [美]哈德罗·D·拉斯维尔 著，张洁、田青 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36页]诚然，报人，即新闻记者擅长以最为直接的方式来讲述故事，煽动情绪。他们清楚地了解怎样的文字词汇能让穿行于城市各个街道的普通民众更加迅速地接受，也深刻明白怎样利用民众内心的偏见与热情，“他们知道公众不是被逻辑征服的，而是被故事说服的”[ [美]哈德罗·D·拉斯维尔 著，张洁、田青 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37页]。正是他们所说的“故事”推动着德国形象坠向深渊。

从为战争服务的角度而言，克里尔委员会对于美国参战后的政治宣传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该委员会承担了包括战争宣传与新闻审查在内的核心任务。CPI利用当时情况下美国所能动用的一切媒介，包括书面文字、口号、电影、海报等等鼓动美国民众的反德情绪、兜售战争。在富兰克林·K·兰恩的《我们为何与德国佬作战》一书中，民主被描绘成与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东西，将简单的国土名字“美国”上升为一种有“目的和骄傲的，有意识的”“活的精神”。[ Vaughn, Stephen L,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p.43-44]后来又把含义扩大至“美国是一种抱负，美国是一种精神，它是人类心灵所持续不断地追求的更好的东西。”[ Vaughn, Stephen L,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p.43-44]而与之相对立地，德国被形容成了专制独裁的集中营，是美国民主追求征程上最大的敌人。

CPI下设诸多机构，各有其特定分工。“公共信息委员会建立新闻处发布战争消息，协调政府各部门间的新闻发布工作，创办第一份政府报纸《官方公告》（the Official Bulletin），全方位报道政府及下属机构的活动，设立专门部门（the Division of Civil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教育美国民众，并且重新解释门罗主义和孤立主义外交原则，鼓动民众的反德情绪，建立演讲处（the Speak Division）、利用“四分钟演说员”来配合宣传在全国进行的各项活动。”[ 仇海萍 著，《公共信息委员会与言论自由—美国在一战中的言论自由》，2007届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7页]

参战后，克里尔委员会通过多种手段力求将德国人丑化为最为残忍的非人类、掠食者。www.eeElw.com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曾提出人们在战争中常将敌人描述为残暴、冷酷的掠食者。“对掠食者的回应是恐怖活动，而不是恐惧”[ [美]大卫· 利文斯顿·史密斯 著，冯伟 译，《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22页]人们会强调自卫，而必须将之消灭。CPI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激起民众的愤慨与消灭“非人类”的决心。例如由亨利·帕特里克·罗勒创作的海报《Hun or Home？》（《要德国兵，还是要家？》）海报上面目狰狞的德国兵拨弄躺在地上的女人尸体，而另一个年轻女孩怀抱婴儿一边夺路狂逃，一边回望这残忍一幕。德国兵在海报里扮演的明显是残忍破家者的不光彩形象。[ 陈春华 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战时宣传策略》，第51页

]值得注意的是海报上的“Hun”一词也有其深刻的内涵。“Hun”一词本指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匈奴，但在海报上却指代了德国兵。其历史渊源在于1900年，在中国国内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中，德国驻华公使被杀害，德皇威廉二世在派遣远征军前往中国进行报复之前的誓师仪式上进行过史称“匈奴演说”（Hunnenrede）的发言：“你们来到敌人面前，就必须击败他们！决不饶恕！不留俘虏！谁落入手中，你就杀死他！如同一千年前的匈奴人在他们的阿提拉王带领之下获得在历史记载和童话中流传至今的名声，也让“德意志”这个名字通过你们在中国响彻千年，让中国人永远不敢低看德国人！”之后帝国议会也曾多次在德军书信中的残暴记录渲染其自身的勇武。在欧洲人眼中的匈奴人是一支虎狼之师，是一支能够做到席卷欧洲而无人能敌，以“上帝之鞭”的名义存在于世的强大军队。[ 姜德昌 周小粒 著，《论德皇威廉二世在义和团时期的对华政策》，《外国问题研究》1997年01期，第25页]但是美国海报中以“Hun”作为对德国军队士兵的称呼并非是对其勇武的肯定，而是借匈奴的嗜杀与四处掠夺丑化德国人，勾起欧洲人对于匈奴席卷欧洲大陆时所犯下累累罪行的集体仇恨并将其转嫁至德国这一“和平破坏者”的身上。这种带有强烈蔑视意味的词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民众的心理。此外由毕利·爱尔兰创作的海报《Beat back the Hun！》（将德国兵赶出去）则表现了手持钢枪满手鲜血的德国士兵虎视眈眈的形象，作者试图激起民众面对残忍德军觊觎之下保家卫国的责任心，当国家、亲人遭到“野兽”的攻击，挺身而出参军入伍显得是如此的责无旁贷。[ 陈春华 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战时宣传策略》，第51页]

拉斯韦尔说:“成功的宣传依赖于传统的偏见、国家之间的客观联系和公众应激性的变化程度。无论宣传者在人员组织、建议选择和传统工具运用方面的技巧多么娴熟，如果缺乏有利的社会力量的帮助，其操作技巧将毫无用武之地。”[ [美]哈德罗·D·拉斯维尔 著，张洁、田青 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193页]美国政府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尝试使得政府和媒体之间建立自愿互信的关系之外，善于利用社会力量来为自己造势，表明国家正在向社会靠拢。战争时期对德国形象近乎毁灭性的宣传，使得在面对外部虎视眈眈的魔鬼德国时，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骤然缩小，美国民族的凝聚力从而表现得非常突出。一向懒散自由的美国人，似乎突然间就被一根无形而有力的绳子捆绑在一起，变得空前的爱国与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