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调考史的重要性，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史学地位

长期以来，作为训诂大宗的经学研究一直占据主流地位，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学者迫于压力，一头扎进故纸堆，史学领域鲜有人问津。后来在钱大昕的“经史非二学”以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念冲击下，学风才慢慢扭转。而钱大昭受家学影响，一开始治学的方向也是经学为主，后来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开始由经入史，将研究领域从经学转向了史学，治学方法也从“以明理为宗”的注经改为“以达事为主”的考史，“专治史学，用力精勤”[ 赵尔巽：《钱大昭传》，见《清史稿》卷 481，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3235 页。]。他的以达事为主的治史原则见解独到，清晰地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功用，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提高了史学地位，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并且付诸于实践，在校订内容方面，从校订经书扩展到史籍，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据历史、地理、典章制度、天文历法等，考史成果累累，成绩斐然，著成《两汉书辨疑》，《后汉书补表》、《后汉郡国令长考》、《三国志辨疑》、《补续汉书艺文志》诸书，其史学著作虽量少但质高，在学术界获得极高的赞誉。取得的史学佳绩为史学夺得了一席之地，获得了该有的尊重，开创了史学的新局面，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学科转型的趋向逐渐建立。

（二）考据成果累累，为后人考证提供方便

纵观钱大昭的著作，可知其对“前四史”进行了详细的补注与考辨，以治汉代史为主，用力最深，代表作《两汉书辨疑》广征博引、考订审慎，不仅校正了《汉书》《后汉书》撰述及传写之讹，通过收集经传，碑碣墓铭等资料，择善而从，也对汉朝的史实、制度、地理沿革、名物等进行了精确的考证和钩稽，使得繁杂的历史资料得到疏通和辨析。另一考史集成之作《三国志辨疑》也尤为著名，主要着眼于文字的校勘与纠谬以及词句的阐释，在对史事进行考证的同时讲解制度沿革、典故原由，语言规范，义例严谨，精审之处不胜枚举。两部书共同点都是于官制、地理方面多有所得，考述甚众。如《汉书辨疑》卷一：“常山二十五城 《地理志》：‘常山郡县止十八。’盖后又改隶或分析耳。”[ 钱大昭：《汉书辨疑》，见《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241 页。 ]《后汉书辨疑》卷二：“十四年，徙京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案：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并职太守，京城是边郡，故仍置之。”[ 钱大昭：《续汉书辨疑》，见《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74 页。]《三国志辨疑》：“其以太尉为太傅 案：太尉，即司马宣王也。因韶书中不便陈为司马宣王，故不书姓名。”[ 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见《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397 页。]在《汉书辨疑》中他将都督制源流变化概述的非常完整，《三国志辨疑》中将“尚书”的沿革变化解释的明确到位，这些考校成果为前人所未有，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不胜数。钱大昕在《三国志辨疑序》中说：“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所恨意存涉猎，不能专力。予弟晦之，孜孜好古，实事求是，所得殊多于予。其用力精勤，虽近儒何屺瞻（焯）、陈少章（景云），未能或之先也。”[ 钱大昕：《三国志辨疑序》，见《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9 册）之《潜研堂文集》（卷 2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钱大昭的考史最大的成果是还原了史实，他的考据著作为后人接棒考证，提供了一批数量可观而又可靠的材料。近几年有超过一千人次在治学著作中引用过其考证整理过的资料，足可证明其整理及考证的资料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三）强调运用多种史料证史，引发人们对金石、方志学科的重视

钱大昭在考史过程中注重发挥金石文字、方志地理的考释作用。他在考史过程中发现金石学的重要作用，认为金石铭文可以提供部分史料，与文献材料相印证，对考释历史具有一定的价值。《两汉书辨疑》正是因为其不满《汉书》《史记》之注释仅限于训诂所得，对于当时许多的稗官、载记、碑刻不能会而通之，加以考证补释而作的。在《后汉郡国令长考》中引用《刘宽碑》《元宾碑》《鲁峻碑》等。在其史学著作中，用金石碑刻来补充纠正史籍的例子数不胜数，引发了学者对金石学的研究热潮，金石学研究到了清朝蔚为大观。其次，钱大昭对当时方志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把研治舆地方志与考史结合起来，在考证历史的过程中涉及到历史地理领域，地理与方志密不可分，进而涉及到了地方史志，认为方志是一方历史之征信，对于考史具有直接可靠的参考作用。撰有《长兴县志》，秉着严谨治学的原则，纠正了许多前县志中的错误记载。在体例方面，将旧志中皇帝一门删除，开创新的类目，另设杂识，辩证各一门。为后代修志者所借鉴，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并存，至今仍是研究地方史的必备之书。其在地理沿革方面也多有辨析之功，如《汉书辨疑·卷二》中《武帝纪》“珠崖儋耳郡"条。大昭案：《贾捐之传》云：“二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始元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崖，初元三年，并罢珠崖”[ 钱大昭：《汉书辨疑》卷二《武帝纪》，www.eeELW.Com新文丰出版社2008年，第17页。]。《三国志辨疑·卷一》中《何夔传》：“迁长广太守郡滨山海 按：《郡国志》：‘长广属东莱郡，晋《地理志》、宋《郡国志》皆有长广郡’，并言：‘咸宁三年，置晋领不其长广挺三县，宋领四县，三县之外又有冒阳也。’今读此传知建安初已有此郡，不知省自何时。而咸宁中复置诸史并未志，其沿革疏矣”[ 钱大昭：《三国志辨疑》卷一《何夔传》，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421页。

]。

（四）求实学风为后学树立了榜样

明末清初，理学走向末流，众多朴学家对学术界空疏学风的不满达到了顶峰,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和方法受到尊崇，登上了治学的主流舞台。作为考据学者，钱大昭继承了汉学朴实无华的研学风格，学术研究以求实切理为旗帜，厌恶蹈空，喜好征实，其考据训诂之功夫我们在前已所见，其本身所具有的优秀的史家素质在治学实践过程中也处处得以显现。钱大昭勤奋好学，通过数十年的孜孜不倦，博学多广，从而拥有优秀的“史学”素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不仅如此，钱大昭还具备了优秀的史德，表现在其客观编写史书时不隐讳饰非，妄加议论，据事直书，使是非自然显见。这不仅直接联系到历史的真实，更关乎到史学家的史德，而在那个时代，考据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引用其他学者的成果，而因稽查不严导致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钱大昭在治学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崇高的学术道德，在引用时总是一一标明，而不掠人之美。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加上求实严谨的学术风格实为史学家的表率，受人推重不足为过，在史学地位上升的同时，史学家个人所做出的成就以及个人的学术风格及道德也将会更加受人关注，实事求是不管何时何地应用于何处领域皆是至理。钱大昭虽然没有在乾嘉时期大放异彩，却也不容忽视，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的实践，推动了一朴实代学风，是后人借鉴和学习的宝贵财富。

虽然钱大昭在治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史学成就，但是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一方面，清代学术发展到乾嘉时期，由于文化高压以及文字狱的影响，学者虽然将治学领域扩展到史学领域，但只是少部分，钱大昭作为其中的学者，重点也只是放在了古代史书的校勘，对近时期的明史等也是不敢触及。另一方面，钱大昭比较维护封建正统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后汉书》研究过程中。例如《后汉书》(李忠传)对于光武皇帝问诸将所得财物之多少，只有李忠没有掠夺。钱大昭对此进行长篇解释，为刘秀的军队作辩解，认为这种掠夺财物的行为只是“权宜之计”，说明钱大昭还是深受封建正统思想的侵害，这与不隐晦是非是有矛盾的。最后，则是钱大昭对待古人态度过于苛刻，尤其是古人的不足或者错误。如钱大昭在著《后汉书补表》的过程中，对熊方《后汉书年表》中一些不依班固《表》或者错漏之处一一予以批驳，而且对万斯同之《补历代年表》也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他指出除熊方以后的补表都不值得去评论了。其实万斯同《补历代年表》已经受到当时学术界的认可，其补表虽然有错误之处，但不能只视其缺点，而忽略其价值，钱大昭的批驳意义已然不大。由于所处时代所限，钱大昭的治学并不是无可挑剔，但他的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乾嘉考据学者，我们要将研究重点放在其治学中的闪光之处，并将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