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容闳所处时代背景

明末清初，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1840年清廷在鸦片战争之中战败，被迫与英国、美国、法国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给英国，允许外国人在这些通商口岸传播宗教、开设学堂、开办医院。因此，开创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新局面。

    这些外国传教士将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作为他们传播的基地，在这些地方办学校教授西学、建立医院、出版书刊，传播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并且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了解世界，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著作。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西双方正面交锋，三千年来之一大变局，外国人面对的是闭关锁国的清朝，中国人面对的是遥远而又陌生的西方。[（1）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15页。]它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动的了解和吸收西学，其中以林则徐、梁廷枏、魏源、徐继畬、李善兰等为其代表人物。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四洲志》；1842年，魏源根据林则徐交给他的《四洲志》和一些外国资料，不断地补充相关内容，撰写了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著作《海国图志》，并且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失败经验，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吹响了向西方学习的号角。[（2） 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太原：书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促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容闳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使他能够接触、了解和掌握西方文化。

（二）容闳早期留学思想的萌芽

    容闳于1935年进入古特拉富夫人设立的西塾就学，开始接受西方教育；1941年，在霍伯生医生的帮助下进入马礼逊学校读书；1847年，同黄胜、黄宽随布朗牧师负笈西游，正式接受西方教育；1854年，修完学校所有必修课程，获得学位之后，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西方教育并取得大学文凭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在容闳的一生之中，1847年至1854年的八年留美学习生涯正值他的青年，这个年龄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前路不清走向目标坚定的塑造时代。在这个时期，他不仅直接了解并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而且对世界、对未来确立了自己的看法。

容闳在耶鲁大学就读期间，对于中国国内之政局变化也时常关注。当他头戴小圆帽、拖着长辫进入耶鲁大学，开始徜徉在资本主义的文明世界之时，他不得不对自己本民族的命运产生一声叹息。完善的美国议会制度、新英国省雄壮的工业区与中国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农民形象、草菅人命阴森恐怖的官府衙门在他的意识里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使他的内心无法保持平静。他说到：“清廷腐败落后的情形，使我的心灵时常受到触动，到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最是激烈。每次想到这，心里就会闷闷不乐。”[（3） 容闳著，沈潜、杨增麟评注：《西学东渐记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正是这种强烈而又深厚的爱国情感，使他对于中国暴露出来的腐朽没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的情形十分痛恨。也是中国这样腐败落后的现状，引发了他改造中国、改变现状、唤醒沉睡之中的国人的愿望。他许下誓言要将贫穷落后、实力弱小的中国改变成为美国那样繁荣富强、实力强大的国家。

对于在美国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目睹了西方社会发展得繁荣进步的容闳来说，他结合自身所受的教育，认为要想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不受列强欺侮的重要途径，就是学习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1850年容闳才会在自己经济拮据之时婉拒了孟松学校以签订志愿书，当一名传教士为条件的丰厚奖学金，凭靠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大学里的所有课程；1854年拒绝了香港教会赞助人要其以传教为职业的劝告，而坚持以自由之身归国服务。[（4） 张海林著：《王韬评传 附容闳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打消他要改造中国的愿望，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对这一目标的努力。

容闳大学毕业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正在快速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为之服务，他本可以在美国谋得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可是他却没有那么做，此时的他一心想着的都是如何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挽救处于苦难中的祖国。容闳在自传之中如是说：“我来到异国他乡求学，接受高等的文明教育，由于自己的勤奋努力，最终达到了我来此学习的目的，虽然不能够每件事都得偿所愿，然而以接受基础教育的资格来说，我也可以自称为接受过教育的人啊。既然如此，那么，我就该想一想，我这一生所学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5） 容闳著，沈潜、杨增麟评注：《西学东渐记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经过慎重的思考过后，容闳得到了答案，在他看来：有文凭的人，比起没有文凭的人来说，谋事较为容易。大学所发的学位证书，也并没有金钱那样的效用。只是说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材，等到将来他们有了势力之后，可以担任别人的领袖而已。好的大学教授的知识，是比金钱更加宝贵的东西。所以人们必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知识就是自己未来的能力与势力，他们的作用比金钱还要巨大。[（6） 容闳著，沈潜、杨增麟评注：《西学东渐记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www.eeELW.COm故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容闳对于自己的未来在心中就有了规划，教育计划在他的头脑之中酝酿而成。他认为自己所受到的文明教育，应当与后人一同分享，“把在美国学到的知识用来为祖国服务，把在大学求学时设想的使更多的中国青年到国外去学习的留学生教育计划付诸实现，使祖国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7） 顾长声著：《容闳 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他以此为目标，并为之而努力，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理想，毕业后的容闳毅然选择了回国并不断的努力寻找实现其教育计划的机会。

（三）容闳早期留学计划的初步尝试

离开祖国八年的容闳，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回到熟悉的故乡，对于国语“几近忘之”，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他“先习国语与汉文，俟其娴熟，乃衣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庶可达予夙惜之希望也”。[（8） 容闳著，沈潜、杨增麟评注：《西学东渐记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他将“谋食”与“谋道”结合起来，不断地进行实践。他曾经在广州派克公使处担任书记，期望通过派克结识中国的达官显贵，实现自己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后来发现这一方法“乃非近水楼台”，于是辞职。接着又辗转到了香港，在那谋得一份翻译的职位，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空下的时间，他学习法律，以期将来能够做一名对社会产生更大作用的律师，却遭受到了英国法律界的排挤，最终“学律未成”。事后回想，他为此而感到庆幸，认为自己要是在那里继续工作，自己的生活圈子回受到很大的限制，“不能至中国内地，与上流社会交游”。[(9) 容闳著，沈潜、杨增麟评注：《西学东渐记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后来又跑到上海，期望通过一些社会上的名士去结交清朝权贵，结果并不如愿。1860年，容闳随同曾兰生等人到太平天国所辖区域进行视察，并向玕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但是并未引起重视，因此，他失望而返。在容闳的回忆录中，他写到1863年在两江总督曾国藩手下当幕僚的好友张斯桂以及数学家李善兰，他们先后写信给容闳，转达曾国藩邀请容闳与其见面的想法。刚开始，容闳是婉言拒绝的，但是李善兰等一再来信讲述“文正之意，言之甚悉”，讲明曾国藩有意将他带入政坛，在其“属下任事”，而容闳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机遇，现在他想有了曾国藩等人的帮助，他的留学计划则“当不患无实行之时”。 [(10) 容闳著，沈潜、杨增麟评注：《西学东渐记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为了不失去这次良机，故容闳决定前往与曾见面。

由此可见，容闳回国之后，一年之中“三迁其业”，太平军中进行访察，为获得曾国藩的帮助以实现其教育计划，可以看出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工作去结识中国主流社会的达官显贵以及清廷中重要的中国领导人，通过对他们的影响，希望其派人学习西方文化或者进行留学活动，并最终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