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容闳与留美幼童的挑选

容闳以一个建议者的身份提出这一教育计划，对这计划的整个实施流程是十分清楚的，并且作为一个精通外语的中国人，在幼童出洋期间便于与外国人进行沟通和交涉。清政府的对此批准之后，依理容闳应该成为该留学计划的负责人，但是丁日昌考虑到容闳“洋秀才”的身份担任留学生监督的话，担心遭到顽固派的官员阻挠而致使该教育计划被再度搁置，因此，建议让翰林出身的陈兰彬担任留学生监督，容闳以副监督的名义来协助管理幼童。实际上，关于幼童留美相关事宜的实际工作都是容闳亲力亲为的。

实施该计划的具体事宜，曾在上奏朝廷之前，就与容闳有过协商，从曾与李鸿章会奏的内容可以知道曾容两人当时商量的内容大意是：“对于试办这次留学运动，有两大难处，一是挑选出洋幼童，聪明颖慧的学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他们必须有远大的志向，为人质朴、老实，没有家庭负担，这样的孩子才能够让其出国安心学习；一是筹集资金，国家财政资金每年都有固定的用处，增加此次出洋留学的款项，更加需要去筹集资金。”[(20)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页。]资金方面，李鸿章提出抽取四成上海海关关税用以这次留学运动，故解决了资金短缺的状况。那对于幼童的挑选重任也就由容闳来负责。然而这次幼童出国学习“属于中国的一次创造之举，也是从古至今所没有发生过的”，[(21)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7页。]故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顺利，第一批招收的30名学生，容闳费了很大周章才招收到20多名，最后亲自前往香港，在英国政府所设立的学校内遴选聪明而稍微有一些中西文基础的学生，以足其数。

首先，容闳挑选的幼童年龄较小。由表一可以看出，挑选的四批幼童的年龄均在10至16岁之间，而每批人数最多的年龄段，由1872年的14岁，降低至1873年的13岁，后而降低至1874年和1875年的12岁，呈下降趋势，与清政府当时的招生标准“俱以12岁至20岁为率”有所出入，但却比较符合容闳教育计划之中所提出的年龄，当然也有奕䜣对此留学章程中关于幼童留学年龄的更改“自12岁至16岁为率，并剔除亲老丁单之学生。”[(24)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0页。]这一主张主要是考虑到幼童的接受能力，年龄越小，对于知识的接受能力越强，越容易学习英语及各科知识，而年龄越大的学生，则可能错过了学习的最佳时机，“难望有成”。[(25)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0页。]况且年龄小出国留学，家累之忧较少，有益于专心学习。在120名幼童中，以11岁至14岁居多，而在其中出现了10岁、11岁者，有可能是容闳在招生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

其次，容闳挑选的学生地域性集中。从表二之中可以看出，在这四批留美幼童中，广东籍83人，江苏籍22人，浙江藉8人，福建籍2人，安徽藉4人，山东籍1人，而广东的幼童里面有39人来自香山县。总的来说，这些幼童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沿海地区，其中尤以广东香山县居多。那容闳为何会将出国人才的挑选定位于此呢？究其原因如下：一是容闳自己是香山人，他出国留学的经历以及回国之后的发展，对于当地的居民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况且香山濒临港澳，受外洋风气的影响，父母比较能够接受孩子出洋留学之事。二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相比，前者地理位置优越，与外国接触较早，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三是当时中国还没有报纸、火车等传媒、交通工具，封建制度下的中国，人们仍然过着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对于为外界的消息鼻塞不通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

最后，容闳挑选的留美幼童大多数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在封建传统的清朝，人们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对外国文化的鄙夷与无知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并视外国为“蛮夷之地”。要想家长把一个稚气未脱、尚未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孩子送到异国他乡学习15年，还必须出具“亲属甘结”，签订生死契约，可以说在这15年里自己的孩子生死难料、杳无音讯；且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人的平均寿命很短，通讯还非常落后，致使很多父母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出门那么长的时间。虽然清廷在官方发布的通知中规定：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26) 黄英：《中国近代幼童留美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2003。]但在120名幼童中，仍然没有一名清朝贵族子弟和富贵人家的孩子。在那些传统士大夫家庭和富有家庭看来，官费留学乃是历史之上从未发生过的，这一次挑选幼童出洋留学，一去15年，父母还必须与清政府签订“具结”，规定在国外留学期间，“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27) 徐启恒、李希泌著：《詹天佑与中国铁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即使由政府负责留学期间学生一切费用的前提下，人们也不愿意冒险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对他们的孩子来说：这并不是一条光明大道，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才是正确的选择。

由于自身的经历，容闳深知对于有钱人家的孩子来说，留学费用由政府负责吸引不了它们，但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家，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如邝荣光的父亲在澳门当挖矿工人；李恩富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独自带大；詹天佑的父亲经商破产之后，生活时常受人排挤。加之其父母在给洋人做工之时，对外国文化虽不甚理解，但有认为学习洋文有利于孩子以后挣钱的心理，或许还能在朝廷谋个一官半职。因此愿意将孩子交给容闳带去留学，这样孩子既受到了教育，又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何乐而不为呢！

（二）容闳与留美幼童的日常管理

当幼童还在上海预备学校学习期间，容闳就常与美国的好友通信，简略的说明幼童留学的任务和清廷的要求，以便友人在幼童抵达美国之后，能够在住宿、就学、膳食等多方面给予帮助。为了幼童在美的就读学校和衣食住行能得到妥善安排，容闳在幼童出发前一个月就先行赴美进行协商安排。到达美国之后，通过友人的介绍，容闳与康涅狄格洲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若斯洛普（B. G. Northrop）取得联系，对于中国幼童在美学习若斯诺普表示非常欢迎，并给容闳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在生活方面，容闳采纳了若斯洛普的建议，将经过漫长旅途到达美国的幼童们，以一户两三人的形式安顿在新英格兰区的居民家中，而接收幼童的家庭之间距离相对较近，这样既有利于容闳时常到各个家庭查看幼童的学习、生活情况，又便于学生尽快跨越语言不通的障碍。从而形成了“生活”与“教育”二者为一体的模式。

在学习方面，容闳与当地教育局进行交涉将学生安排进入当地的公立小学或中学学习。让幼童接受正规而系统化的美国教育，学习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例如：学习清朝当时并没有教授的军事、电报等科目和中国当时并未出现的采矿、机械、土木工程等实用性较强的科目。对于这一切都感觉新鲜与好奇的幼童，接受了这些新式的教育，养成了西方式的知识结构。而幼童学习西学的同时还兼学中学，每到周六学校放假，幼童们便以组为单位，12人一组两周一次轮流到留学事务所，听中文教习讲授《孝经》等中文课程；每逢节日，监督及副监督容闳等人还要召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一齐向清朝皇帝所在的东方跪拜叩头，以示尊君亲上之意。

幼童住在美国人家里，进美国学校学习，与美国人交朋友的环境影响下，逐渐适应了美国式的生活方式。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幼童们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强。在服饰方面，幼童们对于穿着传统的中国服饰：长袍马褂这一极不利于运动的打扮十分不喜欢，而脑后梳着的长发辫又常常遭到美国人的嘲弄。因此，幼童们在美国改穿美式衣服，有些幼童将辫子盘在头顶用帽子遮住不让美人看见，有些幼童直接将辫子剪掉，见清政府官员时用假辫子代替。

幼童们的这些变化，在美国留学过的容闳眼里，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对于得到曾国藩同意才实现其教育计划的容闳来说，他无法违抗关于幼童留学美国时制定的维护封建礼教的各项规定，因此，作为留学副监督的他对于学生的改变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干预和排斥。正监督陈兰彬对此却十分生气，认为这是一种离经叛道、荒废中学的表现，他把幼童召集起来严厉训斥，而容闳却处处维护幼童，致使两人之间产生很大的矛盾。

容闳维持留美幼童计划的努力

幼童在美的新变化使负责监督管理的清政府守旧派官员十分不满，特别是担任第三任留学事务所的监督吴子登，他是翰林出身的守旧派官员，对于幼童的“美化”极为气愤，而幼童在他召见之时不行跪拜之礼更是让他不能容忍。他多次上书清廷，称幼童“不尊敬老师，www.eeeLw.com不听从监督的训斥，如果长此以往下去，必然全失其爱国之心，即使以后学成回国，不仅对国家没有益处，还会危及社会”，[(28) 李西军：《晚晴留美幼童》[D]，《天津师范大学》，2007。]“国外的风俗，有很多的弊端，这些学生学习的儒家经书很少，品德性格尚未成型，尚不探究他们学到的技能，事实上他们容易沾染外洋恶习，即使竭尽全力进行整治，防范也很难周全，这个局应当及时撤销”。[(29)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5页。]奏请将留学生裁撤回国。

容闳听说吴子登、陈兰彬及李鸿章一轮裁撤留学事务所的消息时，彻夜难眠，此时幼童中已有多人在大学或职校就读，再过不久就将毕业，容闳不愿学生的学习就此中断，也不甘自己的教育计划就这样夭折，他不断的努力希望挽回局势，帮助学生继续留美学习。为了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他急忙拉马克·吐温求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他致电李鸿章加以劝阻。故李鸿章给陈兰彬发来电文中说到：“进入各所高校学习的学生距离毕业已经很近了，可以缴费之后交给钦差管理，其余的酌量撤回，这事要与纯甫商量之后再做决定。”[(30) 刘中国、黄晓东著：《容闳传》，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但是，接到此电文的陈兰彬等人并未将此事告知容闳。

而19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排华浪潮，并不断的蔓延扩大。1878年，根据清政府与美国方面签订的协议，完成中学学业的幼童，可以挑选一些人才进入军政、船政两所学校就读。可是当清廷向美方提出这一要求之时，美国方面没有答应中国学生进美军校学习的要求，而日本学生却被允许入学；加之187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议案》；中美在签订的《北京续修条约》之中又明确的规定美国有权限制华人入境。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清政府于1881年6月8日下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裁撤出洋肄业局，将学生撤回，量材器使。从之。”[(31) 潘向明：《留美幼童撤回原因考略》[J]，《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 至此，清政府决定撤回留美幼童的大局已定，而容闳自1878年调任华盛顿公使之后，就与肄业局脱离了关系，但不忍一生心血付之东流。他努力劝说耶鲁大学的校长朴德联合一些好友写信给清朝政府总理衙门，并通过好友吐依曲儿等联络教育界知名人士在信中签字，希望清廷能够同意幼童留在美国继续学习。信中写道：贵国派遣的留学生，每个人都善于利用时间用功读书，在各科之中成绩极佳，每个人都都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行，他们在美学习期间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极大肯定，在异国他乡不愧为中华帝国的代表。“正处在最重要的学习阶段，对过去的勤奋正要取得丰收的时候，突然命令他们回国”，实在是太可惜了。[(32) 容闳著，沈潜、杨增麟评注：《西学东渐记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希望总理衙门慎重考虑，并可派人到美国实地考察。但最终并未能说服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