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均正的儿子顾亚铨曾说：“父亲的科幻小说，其题材多数取自国外，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懂得科学的人往往不能写通俗文章，而能写通俗文章的人又往往不懂得科学。”[[[]顾亚铨.顾均正先生与《科学趣味》[J]. 科普创作1992第4期P22-26]]又指出顾均正的科幻小说虽然取材自国外，但都不是译作。“比如‘在北极底下’，取材可能来自国外杂志，曾经看到过一幅冻结在冰层底下的爱斯基摩人的插图。‘和平的梦’一文则是根据一则报载的通讯消息构思出来的，而且还把这则消息作为一个注附在了原文中。”[[[]同上]]再加上前文对其科幻小说的分析，我们也能基本确立这样的立场：即对于顾均正科幻小说的价值，我们需要给予肯定。

《在北极底下》是一篇涉及磁性理论的故事。在作者看来，磁学是物理学中进展的最缓慢的一个部门，这篇小说若能引起读者研究磁学的兴趣那就是他意外的报酬。因此我们先来看看顾均正站在求真的角度对小说中的科学技术部分的处理。和《伦敦奇疫》相似，关于磁学的知识主要通过主人公凯恩与阴谋策划者卡梅隆的对话展现出来，但是相比之下，《在北极底下》比《伦敦奇疫》成熟许多。首先是作者对卡梅隆这个人有了较多笔墨的刻画：出场时的外貌描写，尤其突出那双“在黑色的额骨下燃烧着，像是绿色的萤火，在这里面充满着仇恨与报复”[[[]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93.]]的眼睛。之后我们看到了卡梅隆更多的面相：有着凄苦的笑容，冷酷的态度，威胁的神情。作为曾因卡氏铁获得诺贝尔奖的钢铁专家，他带有强烈的优越感，作为曾因为卡氏铁消磁而遭遇庞大的损失的人，他呈现出顽固的占有欲、狂热的报复感和渴望再度收获更稳固的成功等特征。这一切都能为他与凯恩的对话奠定基础，于是自大的卡梅隆抱着“凯恩已经没有机会来告诉别人，索性就让他死个明白。”[[[]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112.]]的态度来道出关于磁学的知识和自己的计谋，这样的知识性与小说人物及情节的契合便打磨了纯知识的生硬感，便于读者走进小说，理解小说。而且凯恩作为一个探险家，具备探索的勇气和兴趣，也具有年轻人不甘屈服的品性，这也有助于两人间对话的展开。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作者在小说艺术方面花的心思削减了技术性硬块带来的生硬，这是民国科幻小说较为成功的实践。此外，在笔者看来，《在北极底下》最大的成功在于作者努力真实地充满美感地展现出地磁暴，因此在小说第一部分对几个不同时空的同时呈现，极大地开拓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带给读者美的享受。首先是船长哈葛德开着渔船“安尼斯昆”与船友们接续白天捕鱼的收获继续在夜间出航这一时空。他们带着轻松与希望的心情上路，却意外发现罗盘针不受磁力的作用而失去指向功能。随后作者将视野扩大：“就在这同时，凡是在北半球的人都惊奇地发现罗盘针失了常态。”[[[]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87.]]各大船长、天文学家、航空机师都纷纷遭遇方向的错乱；无线电报离奇播送，迷途船舶，盘旋空中不敢降落的飞机，灯塔守夜者的与海军观象台工作人员的困扰与束手无策。三小时后北半球的罗盘针渐渐恢复了常态，而在这三小时中所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主人公凯恩。作者写道：“全世界知道这个奇怪现象的，只有一个人。可是他没有方法来阻止这大乱子的发生，而且当时他自己也在生死的关头。”[[[]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88.]]这句话连同前文提到的三小时其实暗示了凯恩所在的那三个小时的时空，之后自然地将读者带进凯恩所在的那个时空。小说中题为“地磁暴”的第一部分实在是很精彩，不同时空的同时展现带来的或大或小的视角交织，营造了一种紧张、宏大的景观，最后对凯恩所在的时空的暗示接续着前文带来的震撼，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这种新奇感、开阔感是科幻小说的独特美感。

对于《在北极底下》这篇小说，最值得可圈可点的地方在于作者对小说的人物塑造、结构设计等艺术方面的成就，这也是他的科幻小说在科学性与文学性的融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在努力真实地构造科幻小说的世界。而作为目前发现的最晚创作的科幻小说《性变》，则接续并发展了《在北极底下》所奠定的小说艺术成就。

《性变》讲的是倪博士为了他的工作有后继之人，能够为中国科学界放一异彩，便用他发明的能够改变第一性征的药品，将他的女儿静娴变成了儿子。伴随着性别的变化，静娴原来的自我只剩下“一圈残存的最后的微波”[[[]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260.]]。而与静娴相爱的大纲无法接受这一切，逼迫博士研制新药将静娴变回来。后来大纲将博士作为新药的试验品，却致使博士变成了老妇人，失去了理智，新药的再度制作就此中断，这意味着静娴再也无法变回来。大纲在绝望之下失去理智杀害了老妇人样貌的倪博士，打晕了由静娴变化而来的男青年。涉及到杀人，那么上述真相的发现就必然要运用侦探小说的框架。但《性变》的特别之处在于以“我”（结尾处揭示出“我” 便是故事中生存下来并更名为倪新生的曾经的静娴）的口吻陈述案件，在陈述案件之前还安排了两段自白。其实这正是作者在求真的立场上，力求将故事写得真实，将人物塑造得丰满的表现。因为这两段自白对于“我”的形象塑造及小说吸引力的调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两段自白中，重复出现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248.]]这样模糊、神秘的表达加上“在世人看来，这是千古的疑案，它瞒过了无数聪明睿智的人士，连举国知名的犯罪心理学家黄慧明先生，对此也‘一筹莫展’”[[[]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248.]]“我敢告诉读者，在这世界上能够知道这疑案真相的人，只有我一个。”[[[]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248.]]这样的语言，读者的阅读兴趣便能被调动。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将这两段自白纳入到小说人物塑造的体系里，较为丰满地塑造了“我”这个性变成功的人，于其中也寄予了作者对性变这一技术的取向与思考。刚刚性变后的静娴因其残存着的过去的自我使得他“衷心同情于大纲”，[[[]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268.]]但他又“因得到新的生命而狂喜”[[[]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268.]]“他的内心总觉得他的女性的前身和对于大纲的爱，只是一种过去了的滑稽剧，是应该及早遗忘的。”[[[]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268.]]联系在自白部分他表达的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着我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公布出来”以及结尾部分的“我把这故事说完以后，心里觉得轻松了不少。”[[[]顾均正.在北极底下[M].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272.]]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我”经历了性变之后是挣扎过的，那种作为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而感到优越的同时又感到寂寞及隐瞒秘密而带来的紧张不安等等心情是真切的。但正如作者将“我”取名为“倪新生”一样，对性变这一技术作者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倪新生成为了生理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实现了当初倪博士想通过将女儿变成儿子来接替自己的科学事业，从而为中国科学界放一异彩，这也是作者对中国科学界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对科学的乐观态度，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热望也是作者在创作中选择求真这一立场来更好地普及科学的原因。在普及科学的求真立场的辐射下，《性变》中涉及到了人类性生理和内分泌学说的知识。继承了《在北极底下》中的艺术形式和优点，这两个知识也是通过倪博士和大纲的对话而展开。不过《性变》的一个特点在于几乎完全是倪博士在侃侃而谈，将知识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于小说在普及科学知识前设置了大纲要借此向倪博士提出自己与静娴的婚姻这一背景。但囿于博士一直以来的回避，了解倪博士的大纲便“想等倪老博士把他一肚子的学说理论卸光了以后，趁他兴高采烈的时候，乘机提出，也许反而可以得到满意的回复。”正是有了这样自慰的理由，大纲便克制自己的情感，耐心地听倪老博士的学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这能够成为科学知识经由倪老博士之口大量出现在小说的理由。同时将这一部分内容纳入小说的整体框架中去考量，我们可以发现它能够成为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物形象的丰满在很大程度上又消解了科学知识大篇幅出现带来的堆积感。而这也正是作者在创作中确立的求真立场所带来的特点及优点。比如作者对大纲这一角色的真切塑造：从环境、心理活动、语言、神态、动作等等方面全方位地展现出他在知道静娴性变前、知道性变时以及知道性变后的不同反应，尤其是作者对大纲将倪老博士作为新药试验品时的那种泄愤的心理，在等待新药试验结果的过程中的内心思想斗争和诉诸于实际的举动，以及知道静娴再也变不回来时那种丧失理智的行为的刻画，都让大纲在小说世界中真实真切地存在着。在顾均正所有的科幻小说中，《性变》对小说人物的刻画是最出色的，也是他将科学视角从国家拓展到个人的生动体现。

自《无空气国》后，从《和平的梦》、《伦敦奇疫》、《在北极底下》到最后的《性变》，我们可以发现顾均正以坚实不变的求真态度和立场从事科幻小说的创作，以期使科幻小说成为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在这样的大方向和基本立场的引导下，我们看到顾均正为了传达更准确的科学知识，不误导读者，他格外注意在科幻小说中设置的科学知识，甚至以占据整篇小说较大比例来呈现这些知识，难免会有生硬感，堆积感。但是反过来看，求真的立场让作者在小说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开拓，其中诸如小说人物、小说结构、小说语言等艺术开拓又较好地消解了小说中的技术性硬块，使得科学性与文学性在他的科幻小说中经历了磨合，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这是顾均正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