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内容同当时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密不可分，其精炼优美而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虽然有许多仍与现代汉语相一致，但时间的距离仍能以完全抹杀，对外国人来说，还要加上空间的距离，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距离。胡代聪《从“为人作嫁”说唐诗与唐代习俗》介绍了与唐诗相关的唐代习俗，有助于缩短这一距离。李晖《唐代“折柳”风俗考略》则从柳树的特点和功能入手，分析论述了“折柳”风俗的源起与发展、唐“折柳”诗词的盛况以及与诸多“柳”的民俗事象。相关论文还有刘航《浅议中唐风俗诗的艺术特色》。赵振样《论唐代商业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从唐代商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探讨唐代文人在创作心态和方式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由于商风渐于文坛而给创作风气和文学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姜光斗《论唐诗与佛教》认为，佛教对唐诗的影响在于：佛教文化作为重要题材进入唐诗；诗僧与文人学士有大量唱和之作；诗人世界观深受佛学影响，在诗中追求禅理、禅趣；诗学理论深受佛学影响。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对晚唐五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也进行了一定的了解。主要参考了《 晚唐诗风》、《唐代文学史》等。文学的发展和兴盛往往跟所在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情况息息相关。晚唐时期，大唐王朝在经历了无限的辉煌之后开始由盛而衰，处处暴露出难以挽回的衰败颓势。伴随着国运的衰微，晚唐诗歌也难免出现日渐浅薄的情况。历代诗评家谈到晚唐诗坛，无不一言以蔽之日:“诗风衰敝。”然而清代大诗评家叶燮说:“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笼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叶燮以秋花的幽艳晚香之韵喻晚唐诗歌，可见晚唐诗别开生面。其实，这“秋花”之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即是晚唐诗歌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表现。晚唐诗人思想不受拘束，创作就不限成法。晚唐诗歌的创作，强调的是广泛的师承，从思想到形式，不囿于一个格局。李商隐就是一个代表。他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很有激情地说:“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古今，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怀疑儒学，动摇儒学独尊的地位，这正是晚唐诗人思想解放思潮的哲理思维。因此，他们诗中个性特色、主观性的创作倾向，更加鲜明了。他们的创作转向写个人情思，视野内向，很少着眼于社会疮痍，主要着眼于表现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个人生活情趣。与盛唐相比，时代精神此时已不在边塞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他们从平凡中发现自己的价值，从自身寻找失落了的尊严，从创作里表现与传统不一致的思想观点，致使晚唐诗坛在秋风夕阳下开出了一朵自我意识的“秋花”。

欣赏残缺事物的美是中唐诗人对于诗歌美学内涵的开掘和发展。不过，他们又从俗丑两方面，把中唐诗歌引向一个特殊的境界。晚唐诗人接过中唐人对残缺美的品味，通过历史陈迹的证实和现实社会的感兴，把这种残缺美的欣赏发展成了带有浓郁伤感情绪的审美情趣，形成了晚唐诗歌美学特点的重要内容。从感受到的社会衰落感，到创作上残缺茱的刻画，使晚唐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德国诗人席勒说过:“感伤天才的力量是在于以自己内在的努力使带有缺陷的对象完善起来，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使自己从有限的状态转移到绝对自由的状态。晚唐诗人的天才在于，他们面对着衰落的时代，却又努力在诗章中歌吟残缺美，并且用自己的精神、联想、虚构、综合，使这种残缺美在直接性和哲理性两个方面，向更深邃更广阔的领域展开。而在选材结构、兴会感发方面，晚唐人又强调一时一地刹那间的感受，把刹时的审美感受诗化，用精细的刻画，烘托出内在的神理。在一花一叶、一时一地中，涵咏他们对生活现实和社会历史的感受，并且在一种伤感的情调中，以一股洒脱的浪漫气息，引发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展开了读者自由联想的广阔世界。也许，这正是晚唐诗人们努力达到的诗境。在晚唐这个衰亡的时代，在诗人中弥漫着一种没落、感伤的情调“文学艺术无力于干预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家不能‘达’而‘兼济’，于是转向‘独善其身’，在精神领域则企图实现一些有纯粹美感的创造来怡情悦性，在自己价造的象牙之塔里躲避严酷现实的纷扰。”在诗歌的格调、意境等方面追求浓朋之美。与其相适应的是，晚唐诗人特别重视语言形式的美：一是恰当自然地运用典故，造成缠绵徘恻、哀婉愁怨、象征朦胧之美，以求得幽远深婉的意境；二是用极精致极细密的笔触刻画思维与情绪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