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稽》的发现，意义重大，对探究汉赋的起源与俗赋文体特征，都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首先，关于赋的起源。通常在讨论汉赋的源头时，学者们大多会论及以下三个问题：一、以赋命名屈原作品的问题；二、楚辞与汉赋的关系问题；三、汉赋与诗经的继承问题。而以《妄稽》为代表的俗赋的出现，让汉赋起源有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汉赋起源于民歌。胡士莹先生就认为“赋是在民间语言艺术（包括说话艺术）是基础上，由口头文学发展而成的书面文学”①。

文学史上所说的赋，从文体上看，除了骚体赋、汉大赋以外，还有一种四言赋，顾名思义就是通篇以四言为主的赋作。而这种四言赋与《妄稽》似乎在文体上有着一种不一般的承传关系。裘锡圭先生在《〈神乌赋〉初探》中曾推断:“四言的赋大概是比较接近民间文学的较早出现的一种赋(《荀子·赋》篇箴赋,基本上也用四言)。”②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类四言赋，据推测最早源于荀子《赋》篇，而荀赋则来自民间隐语，因此间接推测出赋源于隐语。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曾说:“荀卿《蚕赋》，已兆其体”③，朱光潜《诗论》中这样说:“隐语为描写诗的雏形，赋即源于隐”④。“隐”与“谐”都类属于民间的文艺形式，属于俗语鄙谚。

《庄子·外物》有一则寓言：“儒以诗礼发冢”，叙事生动形象，具有民间故事赋对话性、叙事性等特点，可以看作是早期的故事赋。《庄子》中另有一文名为《说剑》，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分为天子、诸侯、庶人三部分叙述，后世宋玉的《风赋》在结构上就与其相仿，句式也一样骈散相结合，带有大量的故事赋因素。由此可以推测，俗赋是由早期民间讲诵故事不断发展而来的。

其次，俗赋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其一是俗赋与古代小说文体的关系。汉代确应有俗赋存在，只不过这些赋并没有专门录入籍册。但诸多俗赋中所讲述的故事作为原本，不断发展为后来的史书或故事书中的故事而间接被流传下来。甚至其中有些记载还很详尽，依然保留着俗赋创作时期的最原本状态。如《史记》、《汉书》、《列女传》等典籍中，这类俗赋故事尤可见到。通过研究这些零散的故事片段，大体可窥见俗赋在汉时期的存在状况及其基本的文体特征，学者们通常称这类记载为“类俗赋”。

汉代俗赋，仍然援用了“赋”字的原始意义——“不歌而诵”。既然是面对观众来诵，必然要追求吸引听众。因此这类赋大多具有故事的曲折情节、引人入胜，并且追求娱乐性以及审美效果，并没有受到史实或时事的限制，事实上十分近似于后代所说的“说话”以及“说书”。如《妄稽》一文，就是典型的故事赋，讲述一段以主人翁妄稽为中心的家庭婚恋故事，同时全文以四言为主，便于讲诵，朗朗上口，与后世的说话极为相似。而俗赋作为讲诵的内容与说话人的底本即话本小说极为相似。因而，一定程度上，俗赋与古代小说几乎可以划等号。

由此来看，俗赋具有民间性、市井性、讲诵性的特点，实际上它们几乎可以说是汉代的“类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溯源研究以及乃至中国小说史上，俗赋都应居一席之地。其二是汉代俗赋与汉乐府的关系。如前文所提的《孔雀东南飞》、《陌上桑》这类乐府民歌作品，内容以叙事为主，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并且具有通俗平白的语言特点，俗赋的因素比较明显。汉乐府与俗赋关系密切，有些汉乐府可以看作是早期的俗赋，而有些汉乐府则明显受到汉俗赋的影响，这也再一次论证上文赋起源于民间歌谣的观点。

俗赋对汉乐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内容大多无关时事，而是以百姓生活为主。其影响还体现在对话的形式上。很多乐府不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平铺直叙而是直接从主角的角度设计对话和动作。《妄稽》中最鲜明的就是妄稽与小妾的对话，同样的《孔雀东南飞》全诗用了三十次对话，这在此前的诗歌中是较为少见的。在《诗经》中，大部分诗都着重抒情，所以大多是主人翁的内心独白，很少会出现对话的结构形式。其影响还体现在人物的奇丽色彩。如上文所述，刘兰芝和《妄稽》的主人翁妄稽很可能是虚构的，甚至可以说，她们不过是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抽象设置出来的一个必要符号。不论是刘兰芝极致的贞烈还是妄稽极致的丑妒都是如此。这与俗赋诙谐嘲戏的文体性质有关，俗赋创作并流传于民间，表达了百姓或娱乐或讽刺或褒贬的情感需要。这样的构思不仅对汉乐府的创作影响重大，对后来的传奇志怪小说乃至所有俗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从以上对俗赋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看出俗赋的出现为古代文体互渗现象提供论据。“在诗词曲之间，在古文和时文、辞赋和史传之间，甚至在韵文和散文两大文类之间，普遍都存在着互渗现象”①以《妄稽》为例，俗赋本身有诗歌类骈文与小说的互渗，既具有四言赋的特点，也有小说文体的特点。这对唐以后俗文学如唐传奇融合诗歌、辞赋、史传等多种文体风格，形成一种极为丰富的独特文体有着极大的影响。

总之，《妄稽》的发现，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加深细化对俗赋文学本身以及赋起源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了解，我们相信，随着更多出土文献的发现，汉赋的研究也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