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设施方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益性阅读设施，包括各级各类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如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等；另一类是经营性阅读设施，即书店和报刊亭。各套指标大都涉及这两类阅读设施，除去这些共同的内容，相互之间还存在着不同之处（见表 3）。 《湖南阅读指数》只涉及到了图书馆和实体书店，《深圳阅读指数》与之极为相似，但增加了“报刊亭”。虽然考核对象相同，但是测量内容则不同。前者只是数量上的统计，后者还增加了在公共图书馆上增加了“千人阅览座位数”、“有效读者证”、“人均藏书量”等内容，增加了对实体书店的“年购书人次”、“年进出人数”等考核内容。《苏州指标体系》在张家港市的基础上又添加了“电子阅报屏”和一些如“评弹书场”、“书香茶苑”等地方文化特色指标，还增加了“有线互动电视数字阅读平台”将数字阅读平台拓展到了电视。除去其中的地方特色指标，《中图指标体系》基本承袭了《苏州指标体系》的结构内容。这三套指标体系在考核对象和测量内容上都极为相似，在对公共图书馆的考核中同文化部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相挂钩。《武汉指标体系》的阅读设施加入了“军警营图书馆”，还增添了“十佳阅读场”、还首次提出了“WIFI 覆盖”，将网络设施作为考核的对象，扩充了考核范围。《书香城市指标体系模型》主要是对提出的阅读设施做出简单的要求，《学习型社会指标体系》同其在文化场所上也存在一些交叉，在经营性阅读设施中又增加了“图书批发市场”，此外还提出了“网络通信设施建设”。《书香社会综合指标体系》同前者相似，但在阅读设施上更为详细，还首次将“医院图书馆”、“寺庙书屋”以及“书展”、“网上书店”作为考核对象，使得考核内容更加全面。在具体测量内容上，大部分指标都是对其进行定量上的考核，个别指标体系除外，如《深圳指标体系》。 大部分指标体系都主要是以各阅读设施的阅读资源为考核对象，并使用人均藏书量作为测量内容，在数字资源方面都有涉及，只有《湖南阅读指数》仅是涉及“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不同的是，苏州市还增加了两个文化特色指标，《深圳指标体系》还主要考核了报纸、期刊和图书这三类阅读资源的销售量，也是第一次将出版物资源作为考核内容。与之相似的还有，《学习型指标体系》中提出“万人年均纸质/数字读物拥有数及人均拥有率”，《书香社会综合指标体系》的“纸质/数字出版物的数量及人均拥有率”。不同的是深圳市没有考虑数字出版物，三者者之间所用的考核标准也不同。 各指标体系主要围绕政策、人才、资金、组织等保障指标来展开，保障因素上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张家港指标体系》中未设置“政策保障”，《湖南阅读指数》则只涉及了财政拨款和政策数量。《苏州指标体系》加入了阅读活动、阅读推广人的激励机制和阅读活动计划，《深圳阅读指数》则添加了报业、广播电视等媒体在阅读方面的支持，但缺少了“政策保障”，《武汉指标体系》将“专家指导”划分到了“政策保障”这一指标之下。《书香城市指标体系模型》中加入了“出版物管理”、“网吧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学习型指标体系》和《书香社会综合指标体》都提出了“立法保障”，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建立地方性的政策法规，而是提出建立“中央级人大立法”和“地方级人大立法”，可见其重要性。
阅读环境 阅读环境主要是指通过阅读宣传推广、阅读氛围营造、阅读服务和举办阅读活动等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阅读风尚，以此来刺激和引导人们的阅读行为。比如，通过报刊、广播、电视节目等不同媒介的宣传、户外广告和各种阅读活动。 《湖南阅读指数》相对其他指标体系而言，囊括的范围较大，但在内容上较为单一，仅针对于公共图书馆。同《张家港指标体系》相比，《苏州指标体系》在阅读环境中还增加了“场所指引”和“书香标识”、“网络媒体”等内容。《中图指标体系》同《苏州指标体系》亦相一致，只是在摒弃了“书店特色服务”、“阅读素养培训”、“书香标识”和“市场管理”几个内容。《深圳阅读指数》虽然没有设置阅读环境这一指标，但在“阅读支持与保障”中涉及到了相关的阅读活动指标和不同媒体的阅读报道时长指标。《书香城市指标体系模型》提出了书文化建筑景观、书文化形象代表等建设书香氛围，《学习型指标体系》中还添加了“互联网氛围营造”，《书香社会综合指标体系》考核了各类阅读设施的阅读环境质量，还将“网上书店售前售后评价”纳入了“阅读服务”中。
阅读成效 关乎阅读成效，虽然各个指标体系的说法不一，但在具体考核内容上也有共同点。总体而言，主要包括对各类阅读设施的利用情况、图书消费情况、满意度、阅读活动参与率以及对个人能力的考核。《湖南阅读指数》虽然没有明确设置一个“阅读成效”指标，但在一些子指标中有相似的表达，比如设置了“阅读量”、“阅读消费”、“阅读资源使用情况”以及“阅读满意度因素”。《苏州指标体系》在《张家港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市民综合阅读率”、“评弹书场”、“社会阅读组织”数量等指标，在“出版发行”指标里加入了“图书出版种数”，而张家港市只限于张家港日报。《深圳阅读指数》设置了“阅读行为与认知”这一指标，下设的内容同《苏州指标体系》中的有点相似，但一些关于个体阅读情况的指标如“阅读时长”、“阅读量”、“阅读内容广度”等指标则同《湖南阅读指数》相似。《中图指标体系》在阅读成效这一指标上基本承袭了《苏州指标体系》，只是移除了“出版发行”、“市民创作能力”和“评弹书场”这一苏州特色指标。《学习型指标体系》下设了“个人发展力”、“自主创新力”和“社会和谐度”二级指标，为阅读成效增加了新的指标内容，但同时也增加了考核的难度。《书香社会综合指标体系》在关于阅读成效方面的指标同前面的指标体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提出从国民阅读现状的纵横对比以及国民阅读素养的纵横对比来考核，同样在操作层面上有点困难。 就数字阅读指标的考核方面来看，张家港市设置了“数字阅读平台”指标，主要考察网络阅读平台和移动阅读平台，湖南省建立了数字深、浅阅读指数，主要考核市民的数字阅读行为，但不涉及数字阅读设施建设。张家港市、苏州市和中国图书馆学会都提出了“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苏州市在“数字阅读平台”中增加了“有线互动电视数字阅读平台”。苏州市、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武汉市都考核了“数字字阅读资源”，但该数字资源仅限于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武汉市还较早设立了“WIFI 覆盖”指标，首次将网络基础建设作为考核内容。《学习型指标体系》中设置了“网络通信设施建设”、“数字出版物的数量”、“互联网氛围营造”等相关的数字阅读指标。《书香社会综合指标体系》同样涉及到“网络通信设施建设”指标，另外还增加了“网上书店数量及覆盖率”指标，在“组织人员”指标中添加了“虚拟阅读社群”，并考核经营性虚拟社群和公益性虚拟社群的数量及参与度。从最初的数字阅读平台到网络通信设施建设、数字资源、网络书店、互联网氛围、虚拟阅读社群指标的设置。可以发现，书香社会指标体系内容越来越全面，同社会发展相贴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