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举例论证可以发现，新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并没有消解，专业、负责、高水准的媒体仍然为受众所追求。尽管短暂的注意力经济为不少新媒体注入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但是站在内容行业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内容本身的质量才是新时期媒介攻坚战的制胜法宝。笔者将从发展好媒体自身为出发点，为新闻业寻找破解新媒体时代发展难题的思路。
1 内容生产：用户导向，内容为王 一直以来，“内容为王”始终被新闻业奉为圭臬，在新媒体新格局下，内容依旧是媒体的立业根本。因为无论处于什么环境之中，只要用户在消费内容，媒体的议价能力就仍然取决于内容的质量。相对产生变化的是，如今我们更需要重视用户的重要性，媒体生产的内容必须是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必须是符合现代传播规律的内容。 如何做到以用户为导向呢？大数据为精准挖掘用户偏好、媒体按需供给提供了方便。前期媒体可以通过用户数据库探索用户消费心理、预测用户的兴趣点。中期利用大数据技术勘测热点事件的舆情走向，并且预测新闻的发展态势，采用可视化技术呈现受众喜闻乐见的新闻。后期媒体还可评估各渠道传播效果，选择投放渠道，做到内容的有效传播。可以说，使用大数据技术来洞悉用户需求对媒体的生产、议题设置、舆情引导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目前，从受众需求角度来看，大众对严肃新闻这种优质内容的需求重新有抬升趋势。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后的那一周，该报的纸版和电子版订阅用户净增 4.1 万。这是《纽约时报》电子版自 2011 年构筑“付费墙”以来，订阅用户数量增长最多的一周。而在大选期间，《纽约时报》是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炮轰最多的报纸之一，因为该报曾发起一系列调查，披露了特朗普利用 9 亿多美元的营收亏损来逃税的丑闻。愿意为严肃独立的新闻报道付费的读者人数增长说明信息鱼龙混杂、过载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开始向专业媒体寻求可靠的信息、深度的分析。 以深度报道见长的传统媒体可以趁此机遇，掀起一场非虚构类写作的复兴运动，再造内容生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美国新闻界的各种奖项，也都显示了新闻业对调查报道的支持。2016 年的普利策奖，调查报道大放光彩，7 项新闻报道类的奖项有 6 项颁给了调查报道。① 与此同时，新媒体平台也要打破之前流量为王的思路，将对浏览量、点赞数、转发量的重视转化为对内容质量、呈现形式的努力推敲。在摸索自身定位的过程中，平衡用户需求和自身优势，尽量打造成垂直细分化的媒体。 现在还不是为新闻专业主义唱挽歌的时候，大众对优质内容的需求远超当前的供给，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保持新闻专业主义既有价值观、意识形态不变的同时，从行业自身着手，寻找更合乎时代的范式与话语表达。
2媒体转型：内容共创，平台化发展 大众传播时代，传播资源基本集中在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手中，传受双方泾渭分明，呈现出单向传播的特点。新媒体时代，公民新闻的崛起使得官方话语不再垄断，媒体开始注重与受众的互动，部分意见领袖因为突出的社会交往能力、专业领域的知识水平以及擅常使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技术而承担起社会沟通治理的责任。这样的 UGC（用户生产内容）或者是 PGC（专业生产内容）模式反而让 OGC（职业生产内容）的媒体在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路上得到更大的激励。 正如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提出的“意见自由市场”理论所说，真理与谬误必须得到同等传播，谬误被讨论的同时，真理被“越辩越明”。同理，内容生产者的增多、社交媒体互动的增加带来的是观点意见的碰撞增多，对于媒体而言，批评声的增多一来有助于其观测舆情、收集消息，二来不少中肯的评价将鼓励到他未来更为专业的报道和更贴近受众、生活、实践的表达。 在机器人可以写作新闻、计算机软件可以解说体育赛事、人人皆“记者”的时代，媒体人的专业身份应当适应性的做出调整，完成从收集信息的记录者到全方位内容 “组织”者的角色转变。由机器人或公民记者搜集数据、提供线索，记者则在其后从事综合各方消息、调动社会资源挖掘事实、选择传播渠道、监测传播效果的工作。过去人们常称记者为“新闻民工”，此时记者将摇身一变成为“新闻领导者”，因为其专业性将不单单体现在即时搬运消息上，而体现在处理第二手消息时核实、加工、投放的执行力和判断力上。 不仅媒体人顺应时代提高资源整合能力的同时，媒体也面临着平台化的转型。喻国明提出，在 Web3.0 时代，个人碎片化的资源将被重新整合，而媒体组织将会扮演整合者的角色，这是一个“机构唱大戏”的时代。①连接媒体与整合职能的就是所谓平台化战略，即媒体将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它有着自己的规则、秩序和服务，既充当内容提供者的角色，也会平衡各方内容提供者、服务提供者的力量，构建新型传播生态。 2017 年 2 月 19 日上线的央视新闻移动网无疑是央视平台化转型战略中的关键一环。该移动网涵盖四个系统，包括记者回传视频系统、移动直播系统、央视新闻矩阵号和用户上传系统。其中矩阵号的主体大多为涉及公共信息服务的相关部门，以及各地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用户上传系统针对的是突发事件中记者不在场的情境。如此平台化运作，做到了媒体与用户的融合，即时呈现与稍后挖掘的融合，内容生产与内容整合的融合，体现了新时期媒体的专业性。
3队伍建设：着力培育名记，创新薪酬设计 近年来众多媒体人离职引起普遍关注，其去向有：一、自主创业，在传统媒体积攒了人脉和人气之后投入了垂直领域内容生产、互联网创业的浪潮；二、加入创投圈，例如张泉灵加盟紫牛基金，为创业者提供支持；三、从传统媒体跳槽到新媒体，换一个渠道投放自己的内容。虽然跳槽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但同诸职业的人跳槽的理由一样，媒体人的流失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个人才能得不到完全发挥，二是薪资不符心理预期。 人才作为媒体发展的生力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为留住采编人才，媒体必须对症下药、刮骨疗毒才能力挽狂澜。首先，需要提高对媒体人个体的尊重，激发采编人员的创新与创造能力，做到“物尽其用”。针对在特殊领域专业突出的人才应当着力培养，为其提供更为充裕的创作空间和采写条件，使其个性化地生产内容。自媒体浪潮带走一批术业有专攻的记者，因为自媒体意味着自由生产和个人影响力的彰显。媒体要留住他们，就要在给予自由度和政策支持上下文章，不妨为其开设专栏、矩阵号、工作室，使其在完成基本工作的基础上，对专业问题更好的施展个人操作能力、提供个人见解。 再者，薪酬问题也不容忽视。传统媒体行业记者工资由基本工资和计件工资两部分组成，每年内完成一定量的稿件数即可，短视稿件的传播效果。由此而产生了传统媒体人工作积极性不高，浑水摸鱼的弊端。南方报业集团 2016 年开始的“南方名记”培育计划则提供了新媒体环境下提高记者创造力与积极性的合理路径。其根据记者具体工作产生的传播力、影响力进行考核奖励。既鼓励创新、奖励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适度创新传统的薪酬计算体制，让“南方名记”既有基本的薪酬保障，也能从日常琐碎事务和“计件工资”中适度解放出来，着力经营《南方日报》转型融合的优势项目、品牌栏目、重大题目。在完成每月基本任务、取得固定薪酬的情况下，根据年度重点任务的质量、影响、成效等，在年底由《南方日报》编委会综合评出优秀、良好、达标、不达标四档进行考核奖励。①这样的薪酬体制能最大程度地激发记者“成名的想象”，使其积极转变老旧的采写模式，增加对文风、题材、体裁和呈现形式的关注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个人能力尽可能地完整展现在受众面前。 当然，除了核心的采编队伍建设外，媒体还要重视技术、管理、经营人才队伍的建设，它们是保障采编动力的燃料。对这些方面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提升其媒介素养显得尤为重要，这涉及着复合学科 1+1 产生的共力能否大于 2 的问题。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确实有被挑战的迹象，但是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展现媒体个中焦虑与报业落日余晖的图景。所有论证不是为新闻专业主义唱挽歌而作，也并非为了颂扬坚守专业主义媒体可圈可点的表现，而是希望新闻业焦虑少一点、拯救的行动多一点。我们需要厘清一个事实，新媒体的加入，正是验证媒体适应性的良好契机，唯有改革自身的体制、人才选拔机制、运营模式、渠道传播力以及最根本的内容把控力才能将“危机”变为“转机”。新媒体并不是新闻业丢失专业根本的托辞，而恰恰成就、区分出了专业与业余。 好在，笔者在用宏大的视角观察全球媒体业的传播动态过程中，寻找到了不少新闻专业主义闪光处。笔者认为，优秀媒体为适应新媒体环境而做出的尝试的案例值得借鉴，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媒介组织自身的定位和前景，调整出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路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