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瑞不同，福建泉州的李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他不像海瑞那样执着于固有的原则而显得铁面无私，他勇于承认人性的弱点，也没有标榜自身出众的品质，他甚至指责自己：“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动与物忤，心与口违”[（明）李贽：《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0页。]。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依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由此而得到的结局也及其相似，即孤家寡人，独面生死。虽然海瑞和李贽生活的时代相差不远，但海瑞的美名并没有激励到李贽的心。他既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他没有海瑞的“志向”——使天下为之澄清。他在位卑权轻的位置上隐忍多年，期间他穷困潦倒，妻离子散，直到他当上姚安知府才过上了稍微体面的生活。但李贽不是一个安于平凡的人，他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离开了独立，他的内心就得不到满足。所以他没有在其职位上安享天年，而是在1580年姚安府任满以后就退休了，当时他才53岁，正值官运亨通。然而他却出其不意地开始了隐居著述的生活。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官多年的压力，他说：“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明）李贽：《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885年版，第109页。]辞官之后尚且如此，当官之时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李贽在辞官之后隐居在一座叫“芝佛院”的寺庙里，其间他写出了《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作。从这些著作的名字可以看出作者独特的思想，所谓焚书，即指早晚必将付之一炬的书；而藏书则是指有干时政，只能藏之于名山。在这几本书中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说“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他还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例如他称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还认为农民起义有其合理性。这些异端学说收到了大多数人的鄙视，认为他是离经叛道，他也因此而锒铛入狱。在被捕后接受讯问时，他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而他最终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只留下了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为自己传奇的一生划上句点[（明）袁中道：《李温陵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5页。]。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他的所言所行可以看出，李贽仍然是儒学系统里的人。他在写给好友耿定向的一封信里说到：“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以此观之，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明）李贽：《焚书》卷一，中华书局，1885年版，第30页。]。这段话说明了李贽并不是反对儒家的道德观念而只是看不惯虚伪的道家空谈。

他隐居的芝佛院里供有孔子像，而他经过山东曲阜孔子的老家时，也到孔庙里祭拜。他攻击的只是虚伪的道，而不是真正的道。他称赞的爱情只是他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而他认为的合理的农民起义则是他相信历史循环往复的发展规律，是命中注定的结局。他弃官不仕，离开妻子，隐居著书，其实都没有脱离佛家学说的原则。

李贽的所有不同都集中在一点上，即他追求个性和人身的自由，而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稀缺的东西，也是很多知识分子不看重的东西。那么李贽为何如此怪异非要什么个性与自由呢？《论语》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李贽正是到了53岁的时候，开始“知天命”而想要随心所欲罢了。在上文我们得到结论：海瑞的失败，也是大明朝的失败，是大明朝的子孙与臣子没有能力捍卫或者恢复明初强有力的政治局面了，而历史发展到李贽的时代，文化空气则更加沉闷了。作为一个敏锐的思想家，李贽首先感受到了窒息的空气，这从他不可思议的辞官便可以看出端倪。事实上，李贽的辞官与出家也实属无奈之举。中国两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要求李贽做的太多了。按照儒家学说要求，他对整个家族乃至宗族都负有道义上的义务。这种集体观念是有其根源的：往往一个读书人能中举并成为官员，乃是其祖孙几辈人的努力和付出，而在此期间亲戚邻里的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决定了李贽的官做的越大，他所背负的义务也就越重。在他决定出家后，写给好友曾继泉的一封信里，李贽说到他所以落发，“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忘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也决然不肯与理也”[ （明）李贽：《焚书》卷二，中华书局，1885年版，第52-53页。]。这或许可以解释李贽辞官出家的真正原因。

而之后他写《焚书》、《藏书》也极其明显地表明李贽在内心深处感到的窒闷，他著作里每一句“离经叛道”的话都是在抵制变质的儒家道德观。他看到了思想文化上空的凝固，他企图恢复儒家道德的真正精神内核，但他失败了，正同海瑞一样，李贽也失败了。明朝不仅无法肃清儒家的真正道义来挽救道德的沦丧，也没有胸怀接纳新的理论以获得生命的活力。至此，大明朝的思想文化已到了进无可进，变无可变的地步了，而结局似乎也不证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