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诗人阎尔梅是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他是一位志气可嘉、胆略过人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受到好评。他在1645年成为抗清名将史可法的私人幕僚，在他成为将军幕僚之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对抗清兵的战略，其中最坚定的立场是北上伐清，恢复中原。他向史可法建议进军山东、河北等地，以攻为守，收复失地。收复中原是所有南明忠君之士的心愿，也是史可法的心愿。但实际情况是史可法的部队在扬州驻扎，而他布置的沿黄河防线的高杰部队也被归降明将许定国给陷害了。高杰部队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如今却白白散去，令史可法大为痛心，他因此认为北伐无望，固守大本营才是最重要的。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提出北伐的战略。他试图说服史可法：希望能利用北方爱国士气，联接榆园军[  榆园军：明末清初之际山东的抗清农民起义，关于榆园军起源的资料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并由将军亲自开赴战场，成功便在眼前。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 （明）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阎尔梅的建议确实代表了一大部分南明忠义之士的态度，的确令人热血沸腾。他说如果南京政权一直采取被动的军事原则：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 （明）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页。]。他还认为北伐与不北伐即是忠君与不忠君的分界线：“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受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受，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 （明）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阎尔梅是善于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但史可法，手握重兵的人没有被他正义凛然的辞藻打动。事实上，再具有煽动性的辞藻也是无法打动史可法的，因为他知道北伐只会让南明军队伤亡更加惨重。他所要负责的不仅是儒家的道义，更是实实在在的国家边防和南明政权的安危。他不能冒险，以明朝的命作为赌注更是不可能的。

所以阎尔梅是令人感动的，但史可法才是让人安全的。作为一个诗人，他要实现他的忠义，他是可以理解的。在每一次的朝代更迭之际，总会涌现出这样一些豪杰义士，在国家危亡之际，舍生取义、宁死不屈。他们的行动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远的光辉，但阎尔梅式的爱国情感注定是会落空的。到后来，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能看清这种局势。江南地区抗清诗人陈子龙在一首诗中写到：计拙存谋野，时危适豚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在这首诗中提到的韩康是东汉时期在长安买药的一个商人，因为从不讨价还价而出名，他的女儿抱怨他不会做生意，他却说：他的名声已经约束他不能再和别人讨价还价了，否则就是自毁名节。陈子龙此时已经感到危时计拙的困窘了，但由于自己背负抗清义士的名誉而无可选择，也便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而像钱谦益这样的文坛领袖则干脆入仕新朝。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同样是反清复明的诗人，其诗句已由猛烈激越的风格过渡到哀缓无奈的基调了。这也是明朝局势逐渐转变的反映。明清易代已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