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在正史记载《三国志》以及裴注的基础上，加上民间三国故事的演义与流传而编写的历史演义小说，塑造了一个个历史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作为文学作品，贯穿以“尊刘贬曹”的思想，经过艺术加工，对曹操的人物形象进行在塑造，以文学故事的编排，毫不避讳的将曹操树立为奸诈狡猾，处事多变的形象。

   1. 阴险狡诈的处事方式

  《三国演义》曹操出场便显示其奸诈的本性。曹操幼时在叔父眼中游荡无度，触怒叔父而被告，叔父希望曹父可以严加管教儿子。曹操便牢记在心，心生一计。一次曹操在拜访叔父后，装作中风倒地，叔父连忙告知曹父，曹嵩过来后，曹操安然无恙，装作若无其事。从此，叔父反而失去了曹嵩的信任。当部分孩子还在为撒谎挨骂和害怕的时候，曹操却以这样的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某种程度上他的狡诈已经悄然显现。

   直到吕伯奢一案，彻底奠定了曹操自私残暴的一面。曹操行刺董卓失败，逃亡成皋县，被叔父吕伯奢相救。后因自己的疑心过重而杀死吕伯奢全家十几口人，在逃走的路途上，为掩盖罪行，又将吕伯奢杀死，留下“宁叫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信条。曹操的做法，一错再错，形象就此一落千丈，极端自私的本质无法掩盖。

   《三国演义》中曹操“梦中杀人”更是让其奸诈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七十二回中曹操说“恐人暗中谋害己身”，便吩咐身边下人，“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后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响而起，佯竟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众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其他人没有敢靠近的。曹操为防止他人行刺，便先发制人，自己散布梦中杀人的谣言，身边的人却无辜的成为他的棋子。之后，再也无人敢亲近他身。

   2. 狠毒圆滑的御下之术

    儿时的曹操面对自己的叔父，已经有对付的方法。而当他统领千军万马，面对手下士兵，更是有圆滑老练，有奸诈的御下之道。其中，“割发代首”便是曹操圆滑御下之术的代表。《三国演义》第十七回中写道：“大小将相，翻过麦田，但有践踏着，并皆斩首”“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臣相岂可议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尊。臣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

    曹操在行军之前已有规定，任何人不可践踏农田，军令如山，人人遵守。而当曹操的马因为受惊窜入农田践踏青苗时，却在郭嘉春秋大义的劝说下，以“割发代首”将死罪抛的一干二净。而在此过程中，曹操并非一味的为自己开罪。他以带头执法的做法，表现了自己的法度严明，以“凛然”的割发达到震慑三军的效果，同时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在常人看来，一件理亏的事情在曹操的操作下，却震慑了三军。小说以生动形象的描述将一个弄权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他的奸诈形象，用罗贯中的话表达是“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

    借王垕头将曹操的狠毒更加深入人心。在《三国演义》十七回，“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近”，曹操便与仓官王垕商量，曹操提出建议“可将小斛散之”，之后“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而后曹操召见王垕：说出“欲借汝头以示众”，王垕被“推出门外，一刀斩讫”。其实，事情很明确，曹操因缺粮而生计，稳军心而杀粮官。曹操将罪过转移到王垕身上，他却成为曹操稳军心的无辜棋子。

  3.心狠手辣的对敌手段

    对待敌人，曹操“徐州屠城”显其心狠手辣。当时曹父曹嵩从琅琊赶往曹操大本营兖州中途时，经过徐州。徐州太守陶谦为不得罪当时实力很强的曹操，准备亲自迎接曹父，并设宴款待。无奈手下归顺的张闿等黄巾余党，因跟随陶谦无利可图，贪财而杀死曹父。陶谦没想到本想讨好曹操，反而弄巧成拙，徐州难保。曹操一方面为报父仇，另一方面，利用这一正当理由，攻入徐州，占领这一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曹操“悉起大军，洗荡徐州”，“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将屠戮，以雪父仇”。数十万百姓终难幸免，“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百姓，发掘坟墓”，极其残忍，且祸及无辜，罪恶滔天。

   除此之外，曹操对待国舅董承一家也是残忍无极。《三国演义》中曹操的闪光点也很多，但是更多的将其塑造为“奸雄”的形象。而历史小说的演义，将曹操的奸雄形象深入人心。对于《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差异，接下来，我将从几点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