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同性恋现象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中广泛存在，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由于早期人们对于疾病、伦理和宗教等方面的恐惧，人们在大多历史时期上对同性恋持消极否定的态度，直到20世纪以后态度有所缓和。由于近年来不断发起的同性恋运动，尤其是1969年美国爆发的“石墙事件”，同性恋第一次正式拒绝警察的逮捕试图证明自己属于社会中的一员，这在同性恋维权上是一个历史性事件，美国同性恋维权运动由此展开并影响到全世界，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逐渐趋于缓和。另一方面，多元社会的理念不断受到公众的认可，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也逐渐得到社会主流的接受，人们开始逐渐理解同性恋仅仅是性取向的不同，同性恋本身并不是偏差行为，而是属于人类正常、自然的行为。1973年，美国心理协会和美国精神医学会将疾病分类系统中关于同性恋部分移除；《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2001，第三版）CCMD-3也认可同性恋是一种病态心理，而将它去病化。而在今年来社会学的研究中发现，公众对于同性恋的态度越来越积极，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也从早期只有荷兰一个发展到现在有21个国家。在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也以9名大法官投票5比4的结果裁定，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受法律保护。在中国，同性恋的历史和故事也受大家广为流传，“龙阳”，“短袖”等词一致都用来描述同性恋。在19世纪以后，人们开始接触到西方思想，同性性行为被认为是违反自然的。人们逐渐将同性恋与异常、犯罪等联系起来。人们在进行同性性行为后可以被指控成“流氓罪”或是“鸡奸罪”等，同性恋被认为是西方思想的残余。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风气越发自由，多元社会开始进行人们的视野，公众开始逐渐接受同性恋。

   事实上，同性恋并不属于心理疾病，但是却与心理疾病紧密联系在一起。大量研究表明，同性恋者相对于异性恋者有更高的心理疾病流行比率。他们具有更高的负性情绪、孤独感、抑郁和无安全感；更容易抽烟、酗酒和自杀等[ ]。是因为他们真的存在某些缺陷吗？Ilan H. Meyer提出少数群体压力模型，他认为社会的污名、歧视和偏见等因素创造了一个压力、敌意的环境，从而引发了同性恋具有更高的心理疾病流行率。[ 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健康与生活状况离不开他们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异性恋主体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如何准确地测定人们对待同性恋群体的刻板印象、并积极实施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上，人们研究心理的主要方法是内省法，人们假设人是能够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的心理活动，对于态度的测量也是主要依靠自我报告法等了解对于某个事物的态度以及在各个因素上的差异，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态度测量的结果并不能够接受很多社会行为，测量到的态度和可观察行为之间呈现弱相关，人们开始反思对于态度的研究。1995年， Greenwald和Banaji分析大量文献后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内隐社会认知，指过去经验和已有态度积淀下来的一种无意识痕迹潜在地影响个体对社会客体对象的情感倾向、认识和行为反应。[ Greenwald A G,Banaji M R.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Stereotyp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5, 102 (1):4-27.   ]，它强调了社会认知中无意识的重要性，并进而在态度领域上提出了内隐态度的概念。由于内隐态度的提出，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无意识成分在态度中的作用，这种态度影响了人们对于外界的认知评价，人们却无法知觉到它。2000 年Wilson等在内隐性社会认知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双重态度模型理论，认为个体对同一态度客体能同时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内隐的态度；另一种是外显的态度。[ Melanie  C.Steffens,  Dr.  rer.  nat.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Lesbians and Gay Me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2005, 49(2):40.   ]研究表明，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可能是相互分离的，内隐态度的评价内容与对态度直接测量的结果可能不一致。这就导致了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开始不仅仅关注外显态度，也开始注意到内隐态度。牛淼在双重态度模型的基础上，对近十年来中国对同性恋态度研究的总结分析中发现，近几年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态度较为宽容，但内隐态度一般较为消极，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分离。[ 近十年中国对同性恋态度研究概况与趋势*]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测量内隐态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当前流行的内隐联想测养（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然而，不少研究者对IAT的测量过程及其测量结果提出质疑。 崔丽娟在对近年来关于IAT的研究总结发现，无论是IAT的结构效度、认知机制等，以及结果是否能够代表人的想法以及态度等都持怀疑态度。[ 崔丽娟,张高产等.内隐联结测验研究回顾与展望.心理科学, 2004,27(1),161- 164.]因此对于态度测量的方法选择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刻板解释偏差（Stereotype Explantion Bias，SEB）是指个体在与其刻板印象不一致的情境中表现出的解释偏差[ Sekaquaptewa D, Espinaza P, Thompson M, et al.Stereotypic explanatory bias: Implicit stereotyping as apredictor of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Psychology, 2003, 39: 75- 82]，由于从归因层面上切入内隐态度的主题，SEB指标所具备的特色在于巧妙地结合了人的归因与人的态度，利用个体从归因上所表现出来的解释性偏差来反映人的内隐刻板印象。[内隐地域刻板印象的IAT和SEB比较研究]而截止2017年1月，笔者以SEB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网站上搜索时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地域、性别或学科等，没有涉及同性恋主题的内容，众所周知，同性恋话题一直与艾滋病、不良性行为等问题相关，伴随着较多负面信息。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佐斌在对大学生的内隐性别刻板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用IAT和SEB这两种方法测量大学生的内隐性别刻板印象，在被试的性别变量上得到的结果不一致。[基于IAT和SEB的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研究]综上所述，使用SEB的测量方法来进行检验就显得较为重要。

我们对于同性恋态度的了解主要在于全面了解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干预负面态度，降低其负面影响。彭玲等、陈少君等、于建平等的研究发现，被试普遍缺乏对同性恋的正确认知。[ 陈少君，戴新民，李顺来，等．武汉地区公众同性恋态度调研试析［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８）．][ 彭玲，张继红，王小惠，等．某高校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调查［Ｊ］．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２００９（２）．][ 于建平，马迎华，李民，等．北京市某城区６１９名中学生同性恋认知态度调查［Ｊ］．首都公共卫生，２０１３（３）．a]郑维廉的研究发现，对同性恋的认知不足是构成同性恋偏见的核心因素，要改变这种偏见首先需要从认知入手。[ 郑维廉，袁义，钟虹绚，等．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与内隐态度新探［Ｊ］．青年与社会：下，２０１３ （４）．]大学生代表了具有较高素质的青年群体，对大学生对同性恋的真实态度的调查以及干预，有利于了解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认同和接受的状况及发展的方向。而目前，学校对于性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已有的性教育课程中，关于同性知识偏少，某些观点较为片面甚至有明显错误，这些错误被不断方法以至于大学生无法对同性恋有全面客观的认知，最终导致社会对同性恋的整体认知较低。

我们希望使用SEB的测量方法和外显的调查问卷，来探讨个体关于同性恋的内隐态度是否发生分离；并希望通过直接在课堂上讲述性健康相关内容的方式来干预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内隐态度。

2文献综述

2.1同性恋态度研究   

2.1.1外显态度的相关研究

在对于同性恋整体的态度研究上，大部分人都认为同性恋现象应该得到社会认可，仅有少数人对同性恋排斥（相晓萍，陈丽萍，2013；）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认可普遍偏低（盖彦君，王权红，2013；）。在对于男、女同性恋倾向上，相对于女同性恋来说，被试对于男同性恋的态度更为严厉（盖彦君，王权红，2013；刘璟璇，孙 琳，2015；）。

在对同性恋的认知程度研究上，大学生对同性恋行为了解程度较少，认为对同性恋非常了解的非常少（陶梦馨，2015；于建平，2013）认为同性恋属于病态的被试比较较少（ 瞿艳，2015；谭继镛，2012）对于同性恋态度的影响因素上，研究发现，相对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更为严厉（盖彦君，王权红，2013；陶梦馨，2015；）。不同性别角色、同性倾向能够影响大学生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刘璟璇，孙 琳，2015；），女大学生相对于男大学生来说更容易接受同性恋（陶梦馨，2015；甄跃辉，焦开山，2016；）是否有同性恋接触经验或者有好朋友是同性恋者被试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更加宽容（张冠，周宏宇，2016）自身的性倾向也会影响对于同性恋的态度（Banse，2002）

1.2.1.2内隐态度的相关研究

在关于同性恋内隐态度倾向上，结果一致表明，大多数学生对于同性恋持有相对消极的内隐态度（刘婉娜，2010；刘予玲，2010；齐金玲，2011；贺小茜，2015）有研究认为，大学生对于同性恋消极的内隐态度可能是由于认知不足，而不存在学科和性别之间的差异（郑维廉，2013）也有学者认为，不同性别、民族、宗教信仰、是否接触过同性恋、专业和年级的人口学变量上不同，对于同性恋的内隐态度并无显著差异（齐金玲，2011）。

2.1.3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结合的研究

田雨馨，塔若琪，朱晓等人使用IAT方法来测量大学生的内隐态度并用态度调查问卷的方法来进行测量外显态度，研究发现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发生分离。刘婉娜，马利军，罗嘉洁等人采用自编的外显同性恋态度调查问卷和IAT方法来分别测量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发现大部分的大学生对于同性恋都持接受或者是中性态度，而大部分大学生对同性恋较为排斥，也出现分离现象。刘予玲同样适用外显的测量方法和IAT方法来分别测量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结果发现在外显态度上女大学生相对于男大学生来说更为宽容，但是在内隐态度上不同性别不存在差异。

贺小茜在研究中发现，不论是外显态度量表还是内隐态度量表，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态度都是较为消极的。

2.2对同性恋态度改变的研究

在对同性恋态度改变的研究中，吕少博通过运用归因的方式，引导被试对于同性恋进行不同归因来试图改变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态度。结果发现，对同性恋进行遗传归因相对于对同性恋进行环境归因会带来对同性恋态度的积极改变。刘予玲使用评价性条件反射技术来干预被试对于同性恋消极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结果发现，评价性条件反射技术对于改变被试的外显态度有效果，但是在对于被试的内隐态度没有影响。贺小茜采用想象接触的方式来考察干预对于同性恋态度的有效性，结果发现，想象接触能够显著减少大学生对于同性恋消极的外显态度，然而对于消极的内隐态度上并没有达到显著性。

本研究主要针对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认知，并结合国内已有的性科学中同性恋部分内容以及国外性态度重建技术来干预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已有研究表明，公众明显存在对同性恋的认知不足，而这种认知不足是构成对同性恋偏见的主要因素，改变对于同性恋的偏见必须要从认知入手[郑维廉，袁义，钟虹绚，等．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与内隐态度新探［Ｊ］．青年与社会：下，２

]。而我们在课堂上使用了一系列的教育手段试图来改变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态度，结果表明在对同性恋的外显态度的总分上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个差异在对于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态外显度上都是成立的，这与我们在课程上的教育有关。有学者在学校中开设《性科学概论》课程，通过这门课程来影响大学生对于性的态度，结果证明能够影响大学生对于性的外显态度。[ 《性科学概论》课程对大学生外显-内隐性态度的影响研究]我们也同样发现，大学生在课堂上不断地接触同性恋话题，并从较为公正、客观的视角上来看待同性恋，甚至对于同性恋角色的共情。他们曾经获得同性恋消息的途径往往较为负面，带有片面性。偶尔接触到一两个关于同性恋的正面消息只会作为特例来对待来维护自己的刻板印象。而在同性恋话题课堂结束后，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关于同性恋的成因以及一些生活方式，也能够积极地对于同性恋话题进行讨论甚至能够对他们感同身受，这可能是实验组参与了此课程的效果。在课程中，我们组织了关于同性恋知识的讲解；组织同学对于同性恋话题进行讨论鼓励他们积极的了解关于近期同性恋歧视和反歧视的事件并进行辩驳；播放同性恋者的心声等等。大学生们逐渐能够理解同性恋与别人仅仅是性取向的不同，他们同样享受整个社会共有的权利，享受社会公正义。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可得知，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外显态度相对较为容易变化，我们能够通过干预来改变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外显态度。

在研究中发现，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内隐态度前后测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对照组的内隐态度前后测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异。我们发现，尽管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外显态度有较大改变，但是内隐态度的变化不大。Wilson和Lindsey提出，内隐态度相对于外显态度来说较难改变，而平常的态度改变技术通常仅能改变外显态度部分，而不是内隐态度部分。本研究结果与此结论基本一致。尽管没有在统计上出现显著性差异，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实验组的被试——————，总体上大学生的内隐态度时朝着积极方向改变的。我们也可能够看到，尽管内隐态度相对较难改变，但是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我们仍可以通过教育等方式来影响内隐态度。人们通过反复地强化新的内隐态度，对它进行思考、讨论以及体验等，这种新的态度也是能够逐渐习惯化并且替换掉原有的内隐态度。只是相对于来说，内隐态度的改变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训练。另一方面，在关于内隐态度的大量研究中也发现，内隐态度通常具有跨情境、跨年龄的稳定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出现跨文化的稳定性。这些也充分证明了内隐态度的相对稳定性。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外显态度在不同变量上更容易存在差异，例如年龄，性别等，而内隐态度在这些变量上更容易保持稳定，相对来说较少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