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研究现状：

随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兴起，语言和性别研究日益成为语言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研究方法探索会话策略和性别的关系。

人是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在语言的创造和语用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人有男性、女性之分，语言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性别特征。语言的性别特征是两性对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认识在语言中的反映。国内学者孙汝建（1996）指出性别语言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它和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地理学民俗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制于语言使用者的家庭背景、文化水平、年龄、职业、兴趣，性格等。此外,戴炜栋（1983）、D.Tannen（1990）和张荣建（2006）同样认为语言性别的差异受社会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

由于语言的性别差异受各方面的影响，两性在日常的会话中会使用不同的会话策略。张荣建（2006）指出会话中的话语策略包括间接性、打岔、话语量、衔接与连贯。话语策略体现出话语风格和话语方式的差异。

     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Grice（1967）提出了会话中的“合作原则”理论。他认为人们在谈话中遵守的合作原则包括四个范畴，即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联准则、方式准则。在此研究的基础上，Zimmerman&West(1975)和Coates(1986)指出在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的会话活动中，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男性打断女性的话，因而最终陷入沉默的讲话人通常是女性。当别人说话时，女性常有较积极的反应，她们不时地用yeah、mm、oh等表示自己在注意听对方的讲话。这表明会话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体现在遵循或违背合作原则中。

礼貌策略的使用同样体现性别差异。Brown&Levinson(1987)提出会话中要遵循礼貌原则。他们称语言礼貌策略为“补救策略”，因为礼貌是最大程度地维护听话人和说话人的面子所作出的努力。采用补救策略表示说话人无意威胁听话人的面子，或试图减弱对面子的威胁。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语言学家Tannen（1990）在对大量的日常生活对话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男性在会话中更注意信息交换和传达效率，而女性则注意与会话人保持良好关系。

另外，男性和女性通常使用各自不同的策略或会话模式来维持、转变或控制话题。新西兰著名社会语言学家Holmes(1995)通过研究发现男女在会话中各自遵循着不同的会话模式，即男性会话者在交谈中趋于使用竞争型会话模式，女性则趋于合作型的会话模式。

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关于会话策略使用中的性别差异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运用语用学基本原理对电视剧会话中的性别差异研究尚是一个新的视角和行之有效的途径。本文选取当下流行的美剧《绝望的主妇》（第一季）中的会话为研究对象，分析男性女性在会话策略使用中的差异。 

课题研究目的：

本文选取《绝望的主妇》（第一季）台词中会话片段作为研究语料，在具体语境中探讨会话策略和性别差异的关系。通过对语料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探究男性和女性在会话策略使用中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