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研究现状：

爵士时代是菲茨杰拉德笔下所创造的一个特殊的时期，一般是指一战以后，经济大萧条以前的约十年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18），经济大萧条（1929）还没有到来，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

菲氏曾于1926年4月告诉他的编辑哈罗德•奥伯小说应经完成四分之一，但是这本书直至九年后才得以出版。而这本书的三个不同的版本更是令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扑朔迷离。处于经济萧条深远的读者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但随后的“菲茨杰拉德复兴”中，学者再次将注意力转向这部作品，他成为“心理小说”、“社会小说”、“爵士乐小说”、“历史小说”的代表。最近10年对它的解读更加新意迭出，档案学、文化研究、叙事学等现代批评手法更多地探讨了历史和社会语境、战争、瑞士疗养院、心理治疗和心理分析的发展以及叙事结构、叙事技巧和方法等在这部作品中的反映或对它的影响。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国外，有关《夜色温柔》的评论文章已多达前篇，其中米尔顿•斯特恩（Milton R Stern）编辑的《夜色温柔评论集》和亨利•克拉杰以及翰姆（Henry Claridge Helm）编辑的《菲茨杰拉德评论集》对几十年来海外《夜色温柔》研究进行了集合。这些评论文章所涉及的内容以及评论的角度和方法可大体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给《夜色温柔》定性，这类文章大多认为它是一部心理小说或是一部婚姻小说。如：玛丽•克鲁姆（Mary M Colum）,“一部心理小说”；第二类是研究《夜色温柔》的艺术特色，他们认为这是充满一部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作品。如：约瑟•米哲尔，“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一位借来时代的诗人”；第三类是研究《夜色温柔》的主题思想，如赫鲁斯•乔治，“走向浪漫死亡的一代”、约翰•查伯莱恩，“时代之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菲茨杰拉德和《夜色温柔》，他们从一些更细微的角度来解读此小说并给予了它应有的价值。第一种是象征手法方面，郭章容（2002）做了详尽的论述。人名的象征，比如：“迪克”和“尼科尔”，事物的象征，如“黄色的拎包”和“紫色的头巾”，动作的象征比如“用耙子表演小节目”和“放下窗帘”，场景的象征如“黑夜”和“戴安娜别墅”等，他们都有隐含的意思；第二种是女权主义的研究，如张勤在一曲现代父权文化衰落的哀乐--《夜色温柔》的女性解读中从女性阅读和女性话语研究所提供的批评视角来解读《夜色温柔》，体现了一个典型的现代西方父权社会中男性中心思想的退位以及女权的崛起；第三种心理因素的挖掘，如王宁（1998）分析了小说中的心理因素，弗洛伊德主义提倡本我、自我和超我必须合为一体，迪克过多地注意了本我和自我，从而忽略了超我，因此正是由于菲茨杰拉德对弗洛伊德思想的误解使得这部小说成了弗洛伊德主义在美国的变体形式；第四种是从现代主义角度来看，周昕（2001）着重指出迪克的悲剧是由现代社会的压迫造成的。迪克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能逃避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那就是道德准则和文明正经历着一场扭曲的变化，这场变化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敌对、冷漠和失望。

    从以上的分显出，不同的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夜色温柔》作出解释。对于主人公迪克命运的解读也是尤为众多，所以重点解读在爵士时代这个大背景下主人公的脱变以及英雄形象的塑造，对于更好地理解菲茨杰拉德和他的作品《夜色温柔》有很大的帮助。

课题研究目的：

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菲茨杰拉德最引人瞩目的特色是他那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和风格。在小说创作方面，他受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法国作家福楼拜、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影响，但他最为之倾心的作家却是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济慈。作品《夜色温柔》正是来自于济慈的《夜莺颂》。“我要远离这一切疲惫、狂乱和纷扰。再不让年轻的岁月里苍白销蚀；我要飞向你，微风拂过林影。夜色如此温柔。”可见作者在选题和主旨是有深意，值得探讨。

在爵士时代的影响下，人们普遍丢开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信封享乐主义，沉湎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和新鲜的爵士乐之中。而迪克，虽受到乱世的影响，也希望融入这样的上层社会中，但勇于与其作斗争，不断反思，最终选择自己想要走的路。本文将对主人公迪克的英雄形象进行分析，研究他的转变，以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