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事件”是指韩国乐天集团将旗下的高尔夫球场，给到韩国政府部署萨德系统，严重威胁我国东北的地区安全，引起全国人民集体抵制乐天超市。

多家媒体机构，包括官媒和商业媒体在当时接连爆出了韩国乐天集团与萨德的卖地事宜，相关消息与讯息在网络上以病毒式快速传播，许多网民对韩国乐天集团不满，认为这种行为将影响到国家利益，在网上对乐天集团进行攻击。一时繁冗复杂的舆论发展、冲击状态接连出现与爆发。

以清博的舆情系统对“乐天”实行关键词检测，检测数据的时间阶段从 3 月 1 日 0 时至当日下午 4 时，全网信息量为：微信 2422 篇，微博 37581 篇，网页 2790 篇，全网共 47016条信息。

在同一个时间段内，清博的舆情走势图表示，舆情热度快速降低的时间段在开始时间到上午 4 时，从 8 时为起点，舆情热度不断上涨，迅速到达 3000 的临界点，在 10 时后，舆情热度便随着事件本身的起伏呈现出波浪曲线的状态。

从关键词的热门程度上看，“中国”“萨德”“韩国”“乐天”的高次数呈现，这种现象表现了乐天事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受到国内民众的关心和谈论，“抵制”“反对”等话语是对国内舆论不满于乐天的表现。网民将乐天事件上升到民族与国家的宏观高度，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成为乐天舆情的重要主题之一。

从粉丝质量图的方面上，粉丝数目超过 10 万的微博号达到 371 个，粉丝数目超过 100万的达到 111 个，粉丝数目超过 1000 万的达到 19 个，这些微博大 V 的共同参与，促进了“乐天”舆情在网络环境中的高转发、高评论。这种现象体现的是，微博场域下多位意见领袖的参与、评论、转发能够对乐天事件的舆论发酵产生助推效果。

从媒介态度的方面上看，首先引发众多网友气愤的是，@今晚报消息称乐天集团“即使在华蒙受非常大的损失”，也要“配合政府部署萨德”，这种言论在网络环境中呈病毒式扩散。@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财经网@新华社等媒体网络平台表示“乐天为虎作伥”，提出对这样的乐天中国持“不欢迎”的态度，特别是在新华社发评论称如果乐天集团可以因为“国家安全”的因素与韩国政府卖地，那么中国民众也完全能够因为“国家安全”的因素拒绝购买这种企业的产品。类似的态度在网络上引发巨大的舆情发酵，并且呈现出持续传播与扩大的状态。

在网民态度上，首先一部分的网民持这种观点：乐天集团在卖地事件中被“背黑锅”，比如知乎网友“小约翰”就认为，“虽然卖地行为会给乐天带来特别大的经济损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假若乐天不执行政府命令”，“将有遭受韩国政府和民众共同反对与讨伐的可能”，“从而成为韩国立场上的卖国贼”。微博@微天下曾经报道过乐天集团的“一位高层喊冤：部署‘萨德’作为国家的军事事项，企业难以拒绝。”但是另外一部分网友对于乐天集团的喊冤言语并不认同。比如微博账号@为什么我的思想总是反动的 就认为，

“假设乐天集团拒绝卖地，那么萨德就真的不能部署吗？乐天在这项军事行为中能不能起到决定性的因素？韩国政府真的没有其他地理位置可以选择吗？我看这是未必的。”

线上的极端消息、言论和情绪蔓延扩散到线下，部分网友同时也开始倡导与呼吁民众的理性爱国。网民对乐天集团的抵制情绪极端，同时部分地区这种网络抵制情绪也开始逐渐向线下蔓延扩散，诱发社会暴力行为。2 月底，东北某地区的乐天超市出现群众拉横幅的抵制行为，部分网民甚至将“抵制乐天”发展为“抵制韩国”，更有人表示，“韩国乐天与日本乐天没什么不同，共同抵制算了。”普通民众的极端化、情绪化抵制行为在部分网络大 V 眼中非常的不理智。比如，乐天集团为中国工人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而网络的大规模抵制举动，可能导致误伤，对大量普通工人的就业与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资深媒体人，军事评论员@书香满心 通过微博平台倡导民众要“理性爱国，不打扰普通人的就业与生活，不上街闹事，不打砸抢烧，不违法乱纪”。

通过清博乐天事件的舆情分析可以得出，首先，网络民族主义成为“乐天事件”舆情爆发后的一个鲜明话题，部分官媒的媒体账号通过符号和语言的赋义，将“乐天卖地”上升到国家安全、中韩关系的层级，引发巨大的舆论漩涡，由于自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官媒对乐天的预设观点影响到网民的整体态度。第二，众多网络大 V 的关注和评论成为舆情扩散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网络舆情持续发酵的过程中，部分意见领袖的观点表达和专业论证使网络舆论场呈现出对立的两种观点——支持或反对乐天。这说明，“新意见领袖”的效能已经能够同官媒账号一般，影响到网络民族主义的观点和议程。另外，在线下非理性行为蔓延，威胁到社会稳定的情况下，部分意见领袖（军事评论员@书香满心）能够通过微博的理性引导，呼吁民众回到合法合理的行为轨道。

因此，“新意见领袖”在“乐天事件”舆情发酵的过程中发挥了多元化的正负效能，不仅在舆情发酵初期为网民提供和筛选关键信息，扩散舆情传播，也提出专业性观点建议，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形成了两方对立的舆论场——对乐天集团的支持或反对。这种舆论冲突一方面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传统媒体议程设置权失效与下放的表现之一。在乐天事件引发的线下社会非理性行为爆发后，部分“新意见领袖”也发挥教导大众与行为引导的作用。这说明，“新意见领袖”的舆论效能在网络民族主义事件中得以强化，对网络民族主义的治理要以“新意见领袖”的培育引导作为关键对策。下文将以“乐天事件”中的“新意见领袖”为例，讨论网络民族主义中“新意见领袖”的特性和效能，并据此提出引导和培育“新意见领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