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络“新意见领袖”的培育和引导是实现改革目标的关键因素，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中意见领袖正面效能的发挥和负面效能的减小，有利于稳定网络舆情和传播系统，作为“社会枢纽”，也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维护国家利益，提高政治现代性水平。

（一） 引导和培育主流意见领袖

一方面，依托各网络平台现有的意见领袖群体，政府部门和传媒机构有针对性的加以引导和支持，使之思想、行为更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在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议题上积极传播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维护国家形象的内容，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正效能。如新华网、新华社每年“中国网事”年度网络人物等奖项的评选培育，有利于政府等社会治理机构和官方媒体对意见领袖及网络红人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使其在面对民族主义等网络舆情议题上有原则、有价值、有专业主义的进行信息筛选和观点发布。

另一方面，在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进程中，媒体机构与平台要有规则的主动培训具有公信力、平民化、权威性的新型意见领袖，凭借党媒的信息优势、专业优势获得网络舆论的关注，如在南方日报创刊 67 周年前夕，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启动“南方名记培育工程”。致力于培养一批具有新媒体采编运营能力的全媒型专家型生力军，打造新媒体时代的主流媒体“网红”。新华论坛每年评选的十大网络名人等。

（二） 建设开放平等的互动平台

新型国家治理结构要求把民众力量纳入社会治理主体。技术赋权视角下，意见领袖也多从草根、平民中凭借自身优势应运而生，其平民化、大众化思维也是新媒介环境的一个特点。因此，传统治理主体（政府机关、主流媒体）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沟通互动平台，充分了解平民视角的信息、意见、价值观点，防止新意见领袖因信息沟通渠道的缺失而导致过激的信息表达，对一般受众产生恶劣影响，在网络民族主义的传播上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在每年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网络名人论坛，邀请包括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杜少中、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多位网络大 V。大 V

们讨论交流网络传播和舆情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为网络时代的主流传播献计献策。

（三） 完善信息发布与共享机制

第一，政府机构在舆情检测与应对上完善相关制度规范，重构主流媒体的解释框架，对传统的信息发布进行再编码，以符合新媒体环境的传播要求。如政府工作报告的新媒体技术化形象化发布，新闻发布会的及时回复等，使政府权威信息能够在网络化环境中及时公开有效的传播，重建与民众的平等互动关系。

第二，政府机构也要完善信息透明和信息公开机制，以避免网络谣言的滋生蔓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发生后能够以主流价值观和相关方针政策作为思想、认知、行为的指导。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这明确指出了透明公开的主体的广泛化，从狭义上的政府走向广义上的政府。透明公开的要求，不仅要包含行政管理机关部门，也要扩大到党、人大、政协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信息、决策公开化。透明公开的范围上，也要从静态信息放大到动态的决策执行、机构运行等。政府信息公开，是获取新意见领袖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破除谣言流言，有效发挥网络民族主义正效能的重要方法。

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环境下，网络民族主义成为网络舆论的一大组成部分，国际争端、民族矛盾事件此起彼伏，民族主义思潮合理引导之重要不仅适用中国，也适应世界各国。这也是本选题的出发点。因为观察到乐天事件中众多自媒体的信息传播行为，对网络舆情的框架和走向产生较大影响，于是从“新意见领袖”的视角切入，研究“新意见领袖”对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效能，并探讨如何通过对“新意见领袖”的引导和培育来充分发挥网络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维护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

本文从“新意见领袖”的视角出发，通过两级传播理论和舆情传播理论，以乐天事件作为个案分析，对“新意见领袖”对网络民族主义的正负效能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提出了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中“新意见领袖”的特性和效能（传播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层面），并据此对“新意见领袖”的培育引导提出对策：引导和培育主流意见领袖，建设开放平等的互动平台，完善信息发布与共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