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有“散”的特色，也有“淡”的意蕴。汪曾祺小说具有别具一格的散文体式和语言风格。小说并不因循古典小说的起落章回、向心型体式，也不追求故事扣人心弦、情节悬念跌宕，而注重“散”和“淡”，像小溪一样平静流淌，表现出“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散文体式。小说中的语言清新朴实，口语较多，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并间有传统文言，突破了小说、散文、诗歌语言上的界限。文本极为自然、平淡，又亲切、蕴藉，给读者以广阔的玩味空间。正是因为“散”才使作品集中情节、矛盾冲突化解了，使其浓烈不起来，因而才有“淡”的意境，才在整体上感受到他作品是那么的“平淡从容”，却又蕴含了千言万语。如果说“散”是外在形式，那么“淡”则是内在意蕴，二者骨肉相连，谁也离不开谁，这也是我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论述中，在讲及“散”时又不可避免地谈到“淡”，而在讲到“淡”又不可避免谈到“散”的原因。它们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二美融一，相辅相成，才铸就了汪曾祺那一篇篇精美绝伦的小说。可见，汪曾祺用闲赋式的文体刻画人物别树一帜，而且他没有人为地改变故事的节奏，使作品亲切感人。汪曾祺曾经简单用“随便”两个字来概括自己小说结构的特点。这个“随便”也就是平淡质朴、自然的同义词。不事雕琢、不露痕迹，在如行云流水的闲聊中表现出一种生活的纵向或横向的流动，让人物和事件在舒展自如的发展中体现出内在的关联，于悠然中显示作品的冲淡之美，尽显艺术本色。

1980年汪老发表了《受戒》，小说中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都是些平平常常的小人物，风俗习惯、掌故人物、花草鱼虫也进入小说。而且，小英子和小和尚所做的并不是热火朝天的伟大事业，只是内心世界的朦胧爱恋，是缘自人内心的希望和梦想。汪曾祺老先生把她写得那美，那么精细，揣摩的那么老到。在汪老的小说里，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都被取消和颠覆了，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汪老的小说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赏欢娱。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找不到过于明显而直接的社会信息。那些看起来与社会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东西进入小说，都是些非常个人化的情感和行为。难怪有人惊讶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一种截然不同的小说文体，一种与当代文坛格格不入的写作方式。

汪曾祺小说的散

汪曾祺结构小说的方式就如同一段生活流，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所有穿插进来的叙述都暗含着这种内在秩序，卒彰显其志，读完了才恍然大悟，如果去掉这些枝杈、细节，他的小说就什么也没有了。汪老对自己的小说文体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汪老的大多数小说更接近于散文和随笔。

有人认为，中外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代以描写故事情节为主的情节小说；近代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的性格小说；现代以表现心理活动为主的心态小说。汪曾祺的小说无疑是个例外。他的作品，论情节，似有若无；论性格，并不完整；论心理，又不着意刻画。这三类小说，他不属于其中任一类。他的小说是由散文化的形式，诗意化的韵味融合而成的一种新小说——散文诗体小说。这种散文诗体小说，虽未成为小说的一种流派，却有鲜明的民族印记。它是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汪曾祺“近似随笔”的散文化小说，给人以强烈的“陌生化”意味。虽然我们喜欢读汪曾祺的小说，因为他的作品耐读，值得用心去品味。但读完后掩卷沉思。却又无法复述其所写的内容，因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往往是淡化的故事情节，不是按一般小说的从开头至结尾，故事的开端、高潮到结局，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在松散舒放中而又仿佛在随意性中进行，感受生活的真实，一种随笔式的自由舒展，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汪曾祺的小说大部分都具有散文化的特点，按他自己的说法，所谓小说中的散文成分“即比直接写人物的部分。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又是只是一点气氛，但我认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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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显性结构的“松散随意”造成了文体特征的散文化，而散文化文体恰恰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自觉追求。可以说，正是文体的散文化、诗化追求，才促成汪曾祺对随笔结构的特别青睐，而散文的随笔式结构，又强化了文体的散文化特征，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结构和文体相得益彰的“散”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是散文化的小说，其显著特征则是小说结构的散文化。这使他的作品有时很难与散文区别开来，但这也正是作家对于艺术效果的一种特殊追求。早在四十年代就作过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使三者结合起来的尝试。可见，他的小说在结构上自如灵活，奇巧精致，近似散文，是“有意为之”的。

对于小说有别于散文的特殊结构，他自称“结构：随便。”但是，在我们读来他的作品却有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当然，他的小说的散文化，不是一般的散文化，而是散文诗化，总体来说，他的小说不妨称之为散体小说。

汪曾祺小说就是以其独有的“散文气”来写人、叙事、说话和设置背景，表现出自己浑朴真淳的独特风格，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有着非同一般的人物群，虚实相间的情节，超凡脱俗的艺术氛围，把人性美作为描写的对象，描绘了一幅幅鲜明逼真的画面，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汪曾祺是一位文体自觉的作家，从步入文坛时，他就试图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而实质上，三者是可以融会贯通的。事实上，汪曾祺的创作已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了一次冲击，实现了他的小说散文化的美学理想。

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小说，那么小说首先是允许虚构的，其次，小说依靠人物来展开情节，换言之，小说必须给人讲“故事”。这也是传统小说区别于散文的最重要之处。但汪曾祺的小说则不。他的小说很难说有一个连贯的、引人入胜的、一环紧扣一环的故事，小说创作中最常见的悬念、包袱几乎不可能在汪氏小说中找到。有的简直就似一篇散文，通篇没有一个连贯的故事。

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独特魅力缘何而来？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将散文美质“嫁接”到小说的枝干上来，于是小说这株老树便勃发出新的风采，结出些五光十色、空前香艳的果子来，引得人们驻足流连、赞叹不已。

在题材的选取上，散文多有一种质朴之美。我国的散文是从史文发端的，一向有记实的传统，读一些优秀的古代散文，仿佛在听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讲一个个朴实而又内涵蕴藉的故事，使你在悄然静听中心灵已获得春雨般的无声渗透。汪曾祺的小说选材便借鉴了散文的这种质朴之美。

读汪曾祺的小说，大抵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不太像”的判断是基于我们对一般小说形式的直觉经验：小说应当是对一个故事的完整的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些作品常常显得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因此，也就缺乏故事赖以依附的完整情节，缺乏完整生活场面的展示与清晰完整的人物行为的描写。代之而起的是生活现象的印象式描绘，是主体对某种情景的瞬间感受，是作者某种幽深情感的抒发……这些作品读起来不太像小说而接近散文诗。这也正是汪曾祺小说的独到之处，亦即其小说文体的独特性：散文化。它不追求真实生活世界的工笔描绘，不注重人物的塑造及悲喜剧效果，也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渲染而孜孜以求散文化的小说表现。

汪曾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创作程式，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创造出“系列”的散文化的小说，形成他独特的文体特色。

汪曾祺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情节跌宕起伏、故事性强、章回严谨、法度森严的固有程式，一反小说必须有一定情节，向心结构和中心人物的特点，有意淡化情节，极少戏剧性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不设悬念，一般没有高潮。华丽的语言云波诡谲的情节、大喜大悲的人物情感，这些在叙事性小说中被抬高到决定小说存亡的关键因素，被汪曾祺轻描淡写得冲决了。他自觉地继承古典笔记体小说的诸多特点，兼纳桐城派、公安派散文的隽永、淡雅的风格，以一种看似不经心的散文化的随意叙说的技法，将现实生活的人生片段和社会层面融入自我心境，简洁朴拙，娓娓动听，追求“无技巧”的艺术至高境界，创造出一流的散文化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特色。

汪曾祺小说的“散”是其小说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散”是指他小说结构的“散”。汪曾祺写过一篇谈小说的文章，说结构的精义是苦心经营的随便。这样一来，便达到小说的最高境界。汪曾祺的小说多是短篇，这样的境界较易把握。因为小说多是一人、一事、一景，在结构上又追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随便”，所以小说结构无定式、多简单疏朗。“简单疏朗”的结构之后便是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散”。其实“散”“淡”在内涵上是相通的。“随便”的“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自然淡泊状态，它所蕴涵的正是一种淡然平和、适性自然的美。

汪曾祺的小说则继承了古典小说的“另类”：笔记体小说，如《世说新语》的诸多特点，兼纳桐城派、公安派散文隽永、淡雅的风致，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创造出一系列的散文化小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色。他一反小说必须有一定的情节、向心的结构和中心人物的特点，有意淡化情节，极少戏剧性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不设悬念，一般没有高潮，而是追求艺术上的“淡”和“散”，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文化的随意叙说的语言，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片断和社会层面融入自我心境，向读者谈生活，讲风俗，简洁朴拙，娓娓动听。以散文结构和自由灵活的笔法追求“无技巧”的艺术至高境界。

汪曾祺以奇崛瘦硬、简洁传神的语言，言近旨远，营造氛围，追求和谐，在随意松散的情节中，贯注着作家深广厚实的哲思与文化内涵，显得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含蓄蕴藉，缺少传统叙事小说明显的艺术假定性和强烈的矛盾冲突，平和朴实，反而有“生活化”、“纪实性”的迹向。这样，小说的主导艺术功能和主要内容构成向散文化方向的“倾斜”，自然会引起形式结构、表现手段和语言风格向更自由灵活、开放多变、多重多意发展。走进汪曾祺的语言世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朴素亲切、韵味悠长、舒卷自如的散文风，让人倍感像春风撩吹中的惬意和愉悦。

汪曾祺是一位浸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我国古典诗歌的意境、韵味和古典散文的章法形式及小说的诸多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散文化小说。读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恬静、闲适、淡远的味道，很有散文的诗意美。

汪曾祺这几年蜚声文坛，影响日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创作程式，创作出一系列的散文化小说，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形成他独特的风格特色。他一反小说必须有一定的情节、向心的结构和中心人物的特点，追求艺术上的“淡”与“散”，既不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人生世态的大起大落，也不求结构严谨，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以散文结构和自由灵活的笔法追求“无技巧”的艺术至高境界。表现在人物描写上，他们打破了传统小说描写人物的方法，将散文的写人手法移植到小说中来。

《邂逅》的情节线索简单明了。说它是小说，其实把它当作散文看亦可。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一大特点：散文式笔法的应用。全篇重氛围的营造，淡化社会背景，淡化情节，淡化具体故事的描绘。汪曾祺的这篇小说的确很像散文。传统小说强调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在他的作品中相当淡化。首先，有意识地淡化、虚化、模糊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背景。其次，在小说散文化的处理中，情节被淡化了，故事性削弱了，只是真实地记录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散文化倾向不仅体现在结构上，而且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其叙述风格上。在小说等文体的创作中，追求自然平常的话语，在平常中求韵味。其实这种绚烂之后的平淡是最见功力的。朴实平淡却不浅露平庸，而是含蓄蕴藉，耐人咀嚼。这正是汪曾祺叙述风格的体现。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汪曾祺自小学习古诗词、散文有着很大关系。特别是桐城派古文，归有光散文对他影响深远。文章寥寥数笔显其特征，笔墨经济，要言不烦。同时，对汪曾祺影响最深的古文家要算归有光了。归有光常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人物，亲切凄婉，所以汪曾祺更加喜爱，并且在文学创作中也有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