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老先生目前的小说来看，《受戒》、《大淖记事》、《鉴赏家》、《异秉》、《八千岁》、《职业》、《陈小手》等背景大多是故乡江苏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所有的记忆和梦想，他写得最好的也是这些属于童年回忆的作品。如《受戒》里小和尚和那个明秀的小英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十一子的悲情虽然因为号长的介入而有点波折，但正义和善良很快驱逐去丑恶，于是美丽的更加美丽，和谐的更加和谐。其次是昆明生活，那里有他青年时代的欢乐和悲伤，如《老鲁》、《鸡毛》等小说是构建在西南联大时的昆明生活上。相反，一些离现实关系较近的作品大多写得不特别成功。

他的小说既有着乡土本身支撑的经验，也有文人传统所叙述的境界浸润。他的平淡叙述不是对生命的逃离，而是一种独特的叙述文体、感觉方式和生存方式。回归到单纯质朴的生命状态，打捞那些留在记忆中的美好的印象和梦想，回忆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于是我们看到了这种平淡自然的叙述文体。

风格就是人。淡泊、洒脱的人格精神，反映到作品，便形成了一种气敛神藏的平和、淡远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最易引起知识分子的共鸣。它主要体现于作品的人物形象中。

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带有一种冲淡自然的味道。最典型的莫过于《故乡人》中那位安于“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钓鱼乡医生淡人。淡泊无为，清高风雅原是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欣赏、追求的一种人生志向，也是一种审美情趣。这种冲淡味也表现在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的态度和评价上。他不有意美化谁或丑化谁，保持高度的客观、公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既不掩饰正面人物的缺陷，也不故意夸大落后人物的劣行。一切是那样真实、朴素。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很“白”，很“淡”，很少涂脂抹粉，乔装打扮。这一点，他很像契诃夫，他的叙述语言流畅自然，朴质浅显；他的描写语言淡墨浅色，不求形似；他的人物对话普普通通，家长里短。就人物描写而言，发现除一两个人物（如高大头、仁山和尚等）外，一律都是“白描”笔法。

汪曾祺小说的淡，还体现在语言的贴近生活，贴近人物上。所以，他写人物对话，都是设身处地，如人物感同身受，合二为一；叙述描写语言也与人物身份和谐一致。

汪先生提出了“氛围即小说”之命题，评论界一片哗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此命题之内涵就在于情节淡化及随着情节淡化带来的情感增强。

自从汪先生提出上述命题之后，评论家们都真的认为汪先生的小说没有情节只有氛围了，把他们归入到“非情节小说之列”。我认为汪先生的小说不是没有故事，没有情节，而是故事情节被冲淡，淡到“近乎无”的地步。例如《茶干》这种有人认为是“有人物，无故事”的典型。真的是没有故事吗？也许不是。《茶干》是将老板性格的三个方面——信用好、为人和气、勤；两个特别之处——酒量奇大、说话时有个口头语作为组织材料的线索，并安排了一些零散的故事。虽然只是只言片语，虽然是零散的，但还是有情节，否则为什么将《茶干》归入到小说中去呢？

新时期以来，研究汪曾祺的论述颇多，研究的热点集中在汪曾祺小说的传统文化底蕴、艺术渊源及小说的艺术风格上。在艺术风格方面，人们常用水来形容汪曾祺的小说，用平淡来概括汪曾祺小说的文风。1988年，汪曾祺在与香港作家施叔青谈话后写过一篇文学杂谈，题目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人们常常注意到了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却很少有人留意到他他希望融奇崛于平淡。在需要注意的是：前边的“容”与后边的“融”字是不一样的。也许汪曾祺无意区分二字，我却认为两个字可以对照着来理解。“容”表示以“平淡”为主，“奇崛”为辅；而“融”则强调“奇崛”与“平淡”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读他的作品觉得总有一种滋味，那便是“淡”，却淡得有滋有味，如橄榄，令人回味无穷。他只是让未来平常的事物保持着其平常的真实。平常人，平常事经由他来平平地叙述之后便有了十足的味道。他从不故弄玄虚，什么都平平淡淡，犹如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然后顺着开头往下说，说到哪儿算哪儿，但读完之后奇异有了，惊险也有了，随之而来的便是你内心深处的不能自已。他就这样如实地写着作品，写着他眼中的生活。在平凡得出奇的世界里，那些真实但却残酷的现实统统被隐避到平淡无奇的安静之中，我们可以说他是在以平淡之笔墨造平淡之境，他笔下的生活都是不着粉饰而以“素面”呈现给世人的：“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这便是战争时期的小西门外。因为生活就是这样的。中国人平淡无奇的生活在他眼里体现了一种永恒。

这样平淡至极的叙述，虽然把“失去”的“不和谐”呈现在我们眼前，透出作者的深深惋惜，但是语气的平淡同时又让我们看到一种淡然超脱的姿态，表现出对历史前进的理解，从而在这种超脱和理解中化解了惋惜。

有些时候，作者用这种平淡的语气营造出一种凄凉哀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我们滤去了悲剧中的不和谐，得到了艺术上的和谐。还有些时候，汪曾祺会将冷静的评价寓于平淡的语气之中，从而化怒气与激愤于无形，从而达到和谐的效果。

《邂逅》里人情风物的描写，还带浓郁的冲淡之味。汪曾祺注重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曲折变幻的故事情节，而是在舒缓平和的抒情笔调中，深情地重温旧梦，含蓄自然地流露出对生活的思考和追求，在疏淡的情节中，透出一种种淡的审美品格，淡，首先指作品没有激越昂扬，大喜大悲的情调。作者总把自己的情感规范于适度的分寸之中，颇有“怨而不怒、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

淡，还表现在作者重义轻利的追求以及对纯朴民风的看重上。小说中的人物，也都带着冲淡的风格。在作者细腻的笔墨中，卖唱盲父的衣着神态、气韵风骨、唱腔作派、内涵深度，都给人一种轻逸风雅、淡泊自适、安分随俗、知足保和的印象，充分展现了作者创作主体的审美倾向。

汪曾祺的小说内容多是对其记忆中故乡高邮生活的“回顾与展示”，“小说就是回忆”的创作主张也进一步明确了汪曾祺的情感取向。平淡叙事语调的形成，是叙事视角的准确定位。“童年视角”的清纯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又以第一人称“我”的语调，叙述悠悠往事，必然如梦回故园，时间所过滤掉的只是杂质，剩下的仅有美好。平静淡然地默默讲述所产生的是意象可感、自娱娱人的清冽效果。对清新明丽的水乡风情，古朴的寺庙乡镇，雪白的芦花，独翔的野鹤，七色的云彩，以及场面壮观的迎神赛会，气氛喜庆的元宵送灯等进行平心静气地叙述，用非童年的感受、经验去“回顾与展示”童年的人情世态，从而使他笔下的人和事清晰可见，情感中介自然。

汪曾祺的小说内容平实、语言朴素、文笔淡雅，寓哲理于自然、寓凄婉于幽默，于淡雅中见真情。在妙趣横生、娓娓动人的叙述中给人一种清水芙蓉，不事雕琢的本色之美。这种返璞归真的“诗话”描写，把人引到一个奇妙的艺术境界里，成为极见功力而又不露斧凿痕迹的当代小说艺术珍品。

汪曾祺最长于以平淡的情态表现强烈的情感，表面上“铺叙平淡，摹绘浅近”，实则“万感横集，五中无主”。《陈小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季红真.《汪曾祺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231页]陈小手死得轻巧，作者亦写得轻巧！作者无情吗？不，以淡笔写之，而悲痛更甚。只此一笔，作者的满腔悲愤，对军阀草菅人命的揭露，不是更加淋漓尽致了吗？这段文字，在别人笔下，也许有大段的铺张渲染，然而作品平淡美的意境呢？也许就淹没进文字的奢华里了。

他终身只写短篇，无一长篇，连一个中篇也没有。这一现象本身就昭示了他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情有独钟。他的短篇小说与传统小说大不相同，情节因素被彻底淡化，语言被提到显性层面，故事被推到幕后，穿插进来的是散文的抒情，诗的意境，画的写意，结构随意散漫，行止自如。

汪曾祺小说具有别具一格的散文体式和语言风格。小说并不因循古典小说的起落章回、向心型体式，也不追求故事扣人心弦、情节悬念跌宕，而注重“散”和“淡”，像小溪一样平静流淌，表现出“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散文体式。小说中的语言清新朴实，口语较多，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并间有传统文言，突破了小说、散文、诗歌语言上的界限。文本极为自然、平淡，又亲切、蕴藉，给读者以广阔的玩味空间。

汪曾祺小说有一种简洁而又质朴生动的美，喜欢以平淡的笔调营造隽永和谐的艺术境界。在他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风俗、写民情及生活的场景少有刻意的雕琢，写人物少有大起大落的情感起伏和大喜大乐的内心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即使偶 生出那么一丝不快，也被坚韧和乐观冲淡。这些和谐宁静，全都以一个“散”字体现，人物塑造上的散、篇章结构上的散、语言运用上的散及人物活动背景上的散，构成了其小说艺术风格上的“散文气”。

从《受戒》创作的背景来看，当时中国刚刚经过了人的自由受到严重压抑的文革时期，虽然在文革期间汪曾祺也进入了革命样板戏队伍，但在总体上他是压抑的，在《受戒》中我们能感觉到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一个时期对自由的追求。作品中人是自由的，包括进了庙的和尚也是自由的。我们读文学作品不要过于寻求答案，只要文学作品是美的，写出了人生活的某一层面，写出了人性中的某一点，能读到这些就够了。有时候会有人用传统的思想去批判一些作家，如认为冰心只讲爱，没有给出人生中的问题和答案。那些“问题小说”也只有问题没有答案，我们不可过于苛求文学。总体而言，《受戒》典型地体现了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的特色：他以散文化的笔触忆写故乡高邮的乡镇故事，以充满温馨的抒情笔调写人情人性，其信马由缰式的叙事方式、简约生动的白描笔法、淡雅素朴的古朴意境、生趣盎然的民俗民风，使其小说具有和谐温婉的独特风格，宛若一幅江南水乡清新淡雅的风俗画。

汪曾祺是位颇赋创作个性的小说家，其文以善描人情风物、涂抹生活原色而见长。清灵洒脱、闲逸风雅，奇巧而精致，体现出作者对于艺术审美效果的一种特殊追求。细品汪曾祺佳作，不难发现，一个“散”字，极能包容他作品里展示其风格魅力的种种美学质素。散文在结构上讲求自由洒脱，随笔而至。然笔至意会，形散而神聚。汪曾祺的小说，可谓悟其精妙，大得其法。汪曾祺小说的情节也颇有一种“散”的意味。不讲求离奇纡回，只是清淡平和，自然成趣。汪曾祺小说的“散”，在题材选择上尤为显露。他善长于剪接和实录生活，使作品的内容尽量接近生活，“形似生活”，呈现出“原生态写实”的风貌。

可见，汪曾祺用闲赋式的文体刻画人物别树一帜，而且他没有人为地改变故事的节奏，使作品亲切感人。汪曾祺曾经简单用“随便”两个字来概括自己小说结构的特点。这个“随便”也就是平淡质朴、自然的同义词。不事雕琢、不露痕迹，在如行云流水的闲聊中表现出一种生活的纵向或横向的流动，让人物和事件在舒展自如的发展中体现出内在的关联，于悠然中显示作品的冲淡之美，尽显艺术本色。

对汪曾祺语言风格影响较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古典文学。古典文学中以归有光散文和“桐城派”古文、笔记小说影响最大。归有光的散文平淡，沉畅洁净，且间用口语。汪曾祺对他“以清淡文笔写平常人事”的写法尤为推崇。“桐城派”的语言简洁恬淡，反对堆砌文藻，在汪曾祺看来与归有光散文有某种相似之处。笔记小说的语言质朴、平易、通俗生动。这些，都能在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中看到他们的影子。第二是民间文学。汪曾祺性情平易散淡，这使他对民间生活、市井日杂很易接近。从汪曾祺小说的取材内容也可看出他对民风民俗、市井生活的熟悉。汪曾祺曾有一段时间从事民间文学的编辑工作，民间文学、民间语言对他语言风格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汪曾祺小说质朴无华，平易畅达，形象幽默的语言特色，尤其是一些民间的口语词汇的直接运用，十分常见。另外，汪曾祺小说对话少，而且反对小说中有意追求所谓性格化语言，觉得那样有些失真，不像小说，不是谈生活，而像戏剧。因此他总是力求自然、平常的说话，于平常中求韵味。

汪曾祺小说有“散”的特色，其小说还有“淡”的意蕴。正是因为“散”才使作品集中情节、矛盾冲突化解了，使其浓烈不起来，因而才有“淡”的意境，才在整体上感受到他作品是那么的“平淡从容”，却又蕴含了千言万语。如果说“散”是外在形式，那么“淡”则是内在意蕴，二者骨肉相连，谁也离不开谁，这也是我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论述中，在讲及“散”时又不可避免地谈到“淡”，而在讲到“淡”又不可避免谈到“散”的原因。它们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二美融一，相辅相成，才铸就了汪曾祺那一篇篇精美绝伦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