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器识性格”评价是古代铨选人物的主要方法。最早提出“器识”这一概念的人，是唐代吏部侍郎裴行俭。他在评价“初唐四杰”时认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意思是说，评价一个人要先看他的胸襟气量和远见卓识，再来看他的文艺作品，因为，文艺作品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器识。通过曹操的诗文，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既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这样意欲建功立业的慷慨激昂的器识性格。又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样感叹生命忧患的苍凉悲壮的器识性格。他的身上完整统一了慷慨激昂和苍凉悲壮二重心理范式。而他的儿子曹丕和曹植恰好各自继承了其中的一个方面。看曹丕诗文，可以感受到其面对死亡忧惧的苍凉悲壮的文人器识和多愁善感、哀怨恻悱的公子性格。而在曹植身上，却丝毫没有受到大疫影响，只能看到三河少年烂漫天真的政治理想追求。同为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同为贵公子，但在王位争储的斗争中，二人性格却截然不同：曹丕阴忍，曹植张扬。本文拟从大瘟疫的角度入手，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现实，通过其文学作品，分析曹丕和曹植器识形成的原因和其性格表现的异同。

关键词  曹丕；曹植；器识性格；异同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绪论-1

一、何谓器识-4

二、汉末大疫对“三曹”器识心理之影响-5

（一）大瘟疫背景之下曹操的器识性格-6

（二）大瘟疫背景之下曹丕的器识性格-7

（三）大瘟疫背景之下曹植的器识性格-9

三、政治争储背景下丕、植的器识性格-12

（一）曹丕阴忍-12

（二）曹植张扬-14

结语-17

参考文献-18

致  谢-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