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商人团体长期处于压迫与歧视中。然而在近代新旧历史时期交织的岁月里，商业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商人阶层也随之发展壮大，开始为争取自身利益而不断努力。在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的时局中，商人为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保障自身利益组建了武装力量，是为商团。近代中国商人组建的商团，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上海类、广东类[ 敖光旭：《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商团》，《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27页]。上海商团的建立是中国商人创建准军事团体的开端，然而上海商团存在时间较短、现存史料不足、影响力有限。与之相比，属于上海类型的苏州商团存在时间较长，苏州商团最早可追溯到1906年，终结于1936年，历经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以及北洋政府三个时期，长达三十年之久；属于广东类型的广州商团军事力量雄厚，发动了反政府叛乱，影响巨大。于是本文以苏州商团和广州商团为例，试从商团产生背景及苏、广商团[ 苏州商团、广州商团的简称]的生成、功能、终结方式三个方面将二者进行比较。全面分析认识两种不同类型的商团，进而分析处于中国近代化阶段的商人阶层在不同地域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和影响，认识在外来资本主义入侵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表现出的两面性——妥协与反抗。

一、商团产生背景以及苏、广商团生成的差异考察

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的商人社团——行会，会馆等虽然有一些新因素的出现，但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突变，没有形成新式商人社团。传统商人社团的成员大多为同业或同乡，他们在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以及业缘关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该类组织的排他性、独占性、封闭性、垄断性十分明显,“前近代社团以初级群体为基础，大多规章不完备，成员之间血缘或地域关系很密切，封建社会时期的商人会馆大都如此。”[ 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页]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商人社团纷纷成立，他们与封建社会下的传统商人社团具有明显的区别——具有非常明显的开放性。大多数的社团对其成员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所从事的行业没有严格具体的规定。不但省内的商人社团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相互交流沟通，开展活动。各地区的商人先后组织了商会、体育会、商团等新式商人社团，其中作为商人武装自卫力量的商团显得尤为特殊。

在20世纪初，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为了救亡图存，国人不断进行尝试与探索。当时在思想界流行一种军国民主义思想，其思想主旨是宣扬讲求体育，培养发展国民的尚武精神，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随着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的发展，军国民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国民爱国之情迅速高涨。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对华战争，沙俄趁此机会出兵侵略我国东北地区，在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下，中俄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然而在1903年4月，俄军公然违背条约，继续出兵企图侵略霸占东北。此举激起了留日学生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指责，拒俄运动迅速开始，留日学生为开展斗争组成学生军，后又发展为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 杨天石、王学庆：《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6月，第116页]。同时国内各地也纷纷效仿，练习兵操，练成军国民之体格，军国民主义思想在留日学生和国民之间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时报》、《东方杂志》等是资产阶级宣扬思想的重要阵地，在此期间这些报刊也发表文章宣扬军国民思想。1905年“抵制美国迫签华工新约风潮，五月间开始以来至7月20日因拒用美货而进入高潮”[ 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页]，抵制美货运动的迅速发展也更加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之心。军国民教育和抵制美货运动影响了上海商界人士，在1905年上海商人成立了“五体育会（五个有关体育锻炼的协会）”，召集商店主以及商店职员以及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体育锻炼。除此之外他们还学习外语知识等，力求自卫、致富图强。在“五体育会”成立的初期阶段，其准军事社团的性质并不是很明显。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愈发动荡，“五体育会”逐渐担当起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是年适逢华界禁绝烟馆，官厅深恐烟民暴动……乃商请五体育会派员维持地方秩序……历经三昼夜，得幸无事……未几五团体复组合而成商团公会”[ 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商团同志会：《上海商团小史》《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86页]。上海商团的表现得到了官方认可，沪道为其提供了枪支弹药，商团公会逐渐演化成了上海商人所掌握的一支准军事力量，上海商团开启了中国近代商团的历史。

以上海商团为滥觞，苏州商团和广州商团相继成立。苏、广商团都是在社会动荡不安时，商人阶层通过武装自己的商人团体，建立准军事力量，打击任何有损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的行为，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自身利益。但是由于苏、广商团的地域不同，而又有其各自的特点。苏州物产丰富，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地区，“明代后期，手工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苏州、杭州的一些丝织品工场……这些工场已具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 许涤新、吴承名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44页]。顽固的封建经济与新兴资本主义经济重叠下的商业发展以及商人团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们是中国内部自然发展的历史结果。而广州被称为中国的“南大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古至今都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对外联系较为广泛，“广州得地利之便，最先通过海洋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 刘正刚：《清前期广州社会发展与内地关系》，《暨南史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47页]。1840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等五处通商口岸，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州商业发展以及商人阶层是受到了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而迅速生成的，规模大、买办性更强。如果将苏、广商团做一比较的话，具体有以下不同。

苏、广商团虽都为商人准军事力量团体，但两者的由来不同。苏州商团的前身是苏商体育会，是非政治性的团体。1906年苏商倪开鼎、杭祖良等人联名上书苏州商会，称：“拟于省垣适中之地,设苏商体育会,以健身卫生为始事，以保护公益、秩序、治安为宗旨;办有成效,为将来商团之先声”[ 章开沅等：《倪开鼎等禀文》，《苏州商团档案汇编》，成都：巴蜀出版社，2008年1月，第3页]。苏州商会表示认同并向商部、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三级部门申请，最终获得了同意。于是苏商体育会正式宣告成立，在其成立初期，其军事武装的成分并不是很明显，“讲求体育，力矫柔弱,以振起国民尚武之精神，而结成商界完全之团体,并望入会者研究卫生”[ 章开沅等：《苏商体育会章程》，《苏州商团档案汇编》，成都：巴蜀出版社，2008年1月，第3页]。可见早期苏商体育会主要目的增强会员体质，进行体育活动，在以后才逐渐发展成苏州商团。而广州商团的前身是粤商自治会，它是一个政治意味很浓的地方自治团体。伴随20世纪初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实行地方自治成为了商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活动。与此相适应，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式商人地方自治团体。1907年，广东商人为了实现“参与新政、兴商富国之伟愿”[ 李蘅皋、余少山：《粤商自治会与粤商维持公安会》，《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广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第24页]，在七十二行会的基础上组建了“粤商自治会”，该会的会址位于广州市西关区的华林寺。其后粤商自治会改组为粤商维持公安会，进而发展为广州商团。

苏、广商团在商团的发展演变上也有所不同。苏州商团的创建是较顺利的并且与商会关系密切，苏商体育会成立后不久就由练习体操转而练习兵操，其军事意味渐浓，特别是在它成立的第二年，就向当地政府申请枪械，以图壮大力量，保护自身利益，“非有枪支，不足以完形式而振精神……闻省垣军装局藏有旧式后躺枪……可否援例借拨借是四十二支……俾商团名副其实，以保治安，而维公益”[ 章开沅等：《苏商体育会禀稿》，《苏州商团档案汇编》，成都：巴蜀出版社，2008年1月，第940页]。借助苏州商会将其文转呈给江苏抚院，江苏抚院同意暂时拨借42支枪械。至此苏州体育会拥有了军事武装，向商人准军事力量团体转变。苏州商团公会是苏商体育会发展为一支由商人组建的准军事力量团体的重要阶段。1912年苏商体育会进行改组，命名为“苏州商团公会”，据《苏州商团公会章程》记载，商团公会“专任保护本地人民财产，维持地方秩序”，www.EEelw.com后又增加说明“以联合各商部组织……共保治安为宗旨[ 章开沅等：《苏商体育会章程》，同上，第23页]。可见此时苏州商团利用武装手段，维护地方秩序，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准军事性非常明显。最终在1922年3月，苏州总商会接收、改组苏州商团，并更名为“苏州商团”。而广州商团的改组与创建并不是一帆风顺，曾一度受阻且没有其他团体的帮助。当粤商自治会成立以后，粤商自治会向当地咨议局提出《赞助商团民团议案》请求当地政府在广州等地成立商团公所。又草拟制定了办团章程并声称组建商团只为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但当地官员对其一直持猜忌怀疑的态度，拒绝批准其成立商团，直到清王朝灭亡以后商团才得以建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广东在同年11月9日也宣布独立，独立后的广东在广州设立了军政府，当时的时局相当不稳定，如惠城一带秩序相当混乱“各渡船失货伤人，纷纷停摆……几劫全墟，口城屡遭掳掠。全属恐慌，祸机洩发。”[ 郭孝成：《广东光复记》，《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42页]面对如此的的局势，广州的商人感到万分恐慌，寄希望于政府已不现实。“以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邓警亚、唐璞园《广州商团叛变纪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东征北伐》，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638页]，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在1911年底岑伯著等人将粤商自治会改组为“粤商维持公安会”，还提出了建立商团的主张，声称：“有团自然有力量”[ 广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广州：广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第27页]。于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的内部成立了商团公所作为其下属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1912年3月期间岑伯著等人根据上海的经验结合广州的实际情况，正式建立了广州商团。可见，广州商团的发展演变过程要坎坷的多，并且独立性较强，没有依赖其他团体。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地域性的差异。珠三角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其工商业发展程度较高，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1870年——至1913年，上海和广州两个口岸的实际贸易值则约增加了五倍”[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840--1948）——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28页]。到辛亥革命前，广州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广州的商业资产阶级实力雄厚，他们拥有参与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从一开始的自治团体——粤商自治会到粤商维持公安会以及其下属机构商团公所再到广州商团，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提高社会地位，参政议政、保护自我利益具有较强的意识。苏州虽然处于长三角地带，与上海毗邻，但是与外界沟通较少，其商业发展程度不如广州，因此苏州商人的实力也远远不如广州商人强大，其独立性与政治性较广州商团弱得多，未能组建一个政治性商人团体来改组为军事团体。因此苏州商团的前身为“苏商体育会”，为增强自身身体素质而创建，而后逐步发展为一个维护商人经济权利的准军事团体。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与商会的联系密切，依赖程度较高，其成立发展都离不开苏州商会的帮助，向当地政府呈文、申请枪械等大多由苏州商会出面，并且最后苏州商团公会接受了苏州总商会的改编成为其下属机构，改名为苏州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