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题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纪录片故事化叙事，顾名思义，就是以故事化的手段将纪录片的人物或事件叙述出来。不同于故事片，纪录片的故事化是要以真实性为前提的。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引发了故事性和真实性矛盾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媒介市场化和受众本位理念的发展，纪录片故事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而这股潮流能够溯源到纪录片诞生的时代。

  影视艺术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在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理论出现之前，就已经展现在了纪录片的发展史中，什么是纪录片的故事化，学界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2002年，《电影评介》第一期刊登了一篇名为《纪录与叙事之间的艺术在线——浅析纪录片的故事化》，随后关于纪录片故事化的讨论就在学界展开了。何洪池曾在《纪录片“故事化”的定义》中，结合近几年来纪录片创作者和学界学者的观点尝试为纪录片“故事化”作出了定义：“是在保证时间真实的前提下，运用一些影视剧（故事片）创作的手法和技巧，进行纪录片的创作，讲故事。”同时他还提到：“纪录片故事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随着影视艺术和技术的发展，新的纪录片故事化创作手法和技巧的出现，纪录片故事化将会被不断地被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故事化”不仅仅是纪录片创作的一种手法，也是纪录片发展的一种趋势。

  我国现阶段对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对纪录片故事化理本质的探究，包括纪录片故事化的发展、纪录片故事化的合理性即真实性和故事性的矛盾探析等，其中的代表文章有孟庆龙的《纪录片“故事化”叙事手法渊源及演进研究》、袁陈的《故事化纪录片的真实性与故事性》等。

第二类是针对采用故事化叙事的纪录片进行文本分析，如杜磊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故事化叙事技巧》、何洪池的《论纪录片故事化创作——以<圆明园>为例》等，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国内的纪录片进行的经验总结和介绍。

第三类是对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方法研究，探析如何更好地进行故事化叙事，如何莹莹的《电视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研究》、黄丹的《浅谈纪录片如何成功运用“故事化”创作手法》。

剪辑在纪录片故事化叙事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在的研究中对之涉及得很少，更多的是谈剪辑在纪录片中的作用，如李金龙的《纪录片的蒙太奇组接艺术》、杜群的《浅析剪辑在影视艺术中的运用》等，这些都是单纯地从剪辑的影视中作用来谈，有的涉及到了纪录片，但不会细化到纪录片故事化叙事这一层面。在对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方法研究中，剪辑的作用会有提及，但大多数研究中是与策划、拍摄等并列起来，并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总的来说，对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研究呈现出从研究“是什么”、“为什么”到“怎么做”的趋势，而且对于“怎么做”的研究也越来越细分化，以前更多的是一个概述，现在则具体地从策划、剪辑、拍摄等方面深入地展开。

（二）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正如之前所说，我国纪录片的起步和发展较晚，理论基础不够扎实，实践经验缺乏，大多数时候是对外国纪录片的借鉴和模仿。现在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拥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处在一个发展转型的阶段，这就使理论的总结和创新显得更为重要。

国内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

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模式是在西方纪录片发展史上的探索，从我国纪录片一开始产生时的格里尔逊式的画面加解说的主流纪录片，《话说长江》等专题片以国家形象构建或意识形态注解为宏观目标，到了八十年代，以吴文光、李小山为先驱，开始了独立纪录片运动，《流浪北京》、《天安门》、《八廓南街16号》等影片，在题材上一般都倾向于草根阶层，以平等的视角挖掘普通人的故事，可以说是中国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探索。随着社会的转型，思想的改变，我国进入了纪录片社会化、大众化的阶段，201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大力推进纪录片产业发展，对于展现祖国发展变化，传承民族优良传统，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一级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的开播、以《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我们诞生在中国》为代表的优秀纪录片的涌现，都展现出了纪录片的繁荣发展。由于处于一个发展转型期，纪录片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故事化叙事的手法被广泛地运用，《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一部讲故事纪录片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