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乔治·奥威尔和陈忠实分别在其著作《一九八四》和《白鹿原》中塑造了两个时代叛逆者形象：一个是极权主义压迫下的温斯顿·史密斯，一个是传统儒家文化熏染下的黑娃。通过对两者的形象解读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对个体发展的根植作用，充分认识人的社会性问题。本文力求以两者的共性与不同性为切入点，逐步深入文本，体察他们所处的体制，研究他们的性格特征，进而探讨作家乔治·奥威尔和陈忠实不同的文学观和创作意图。最终阐明两者“膨胀的追求欲念”和“实现的不可能”之间的直接联系，道明造成形象“同与不同”的多重因子。

关键字  温斯顿·史密斯，黑娃，比较分析

绪  论

学术界将温斯顿和黑娃形象做比较研究的论文寥寥无几，诸多学者都是将他们进行单独论述，且成果颇丰。如：关于温斯顿形象的既往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反苏、反共、反乌托邦、反极权主义、左翼、右翼的政治观角度来剖析作品主题及人物的。大卫·古德曼（David A. Goodman)《奥威尔<一九八四>出版60年纪念》就指出：“虽然文学评论家通常认为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但事实上《一九八四》关注的是失去控制的社会主义极权社会。”[]也有谢娇的《论温斯顿的异形恋母情结》一文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和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温斯顿的性格；王家华的《存在主义视角下的<动物庄园>和<1984>研究》运用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来解析奥威尔作品中政治同人生存的关系——在高压的社会环境中，两部小说的主人翁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自由选择和行动；还有将其与其他小说（《动物庄园》、《我们》、《美丽新世界》、《蝇王》等）进行比较的研究，它们大多反映了极权统治的可怖本质和人性的扭曲。近20年来，随着时局的发展，研究者不再将挖掘其政治思想作为唯一关照点，更有从新历史主义、科学技术负效应、、生态学、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西方修辞学、场域理论等全新角度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