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自成书以来，它的主题、主要人物宋江还有招安问题一直是人们研究争议的热点。其中宋江可以说是全书的核心的人物，历代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都对宋江的形象进行了研究。笔者在此按时间来划分，分别是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后、建国初期至文革期间、文革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在二十世纪初，不少人为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或民主革命做宣传，任意拔高宋江形象，对其形象进行牵强附会的解读。如燕南尚生，他在《水浒传命名释义》中就从宋江姓名来解释：“宋是宋朝的宋，江是江山的江。公是私的对立面，明是暗的反面。纪宋朝的事，偏要拿宋江作主人翁，可见耐庵不是急进派一流人物。不过要破除私见，发明公理，从黑暗地狱里救出百姓来，教人们在文明世界上，立一个立宪君主国，也就心满意足了。”

五四运动后，《水浒》研究者在进化论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开始运用现代意识和审美眼光，对《水浒》进行比较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不过在探讨《水浒》主题及宋江形象时，也多喜欢与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许啸天《水浒传新序》把宋江等人说成是向“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土豪、资本家”等“索回人权”。冯雪峰《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里说成是流氓无产者对其理想生活的追求。这些观点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宋江起义的丰富意蕴，可是由于论者采用的多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喜欢借题发挥，把《水浒》不曾有的思想意识强行附会到宋江等人头上，用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故其中不乏夸大不实之辞。

建国以后，宋江形象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已经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受此影响，学者们都力图运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及阶级分析方法来认识、评价宋江。不过，研究者运用的理论、方法等虽然较相同，但由于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存在差异，加之宋江思想性格本身又颇为丰富、复杂，所以对宋江的评价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这里有三种主要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人民性、群众性、革命性都十足的光辉形象，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天才的农民革命的组织家和军事战略家，而且又是一个民族斗争的英雄。马蹄疾《金圣叹继承李卓吾反封建斗争的传统吗？》指出施耐庵创造宋江的形象，虽然没有如李逵一样有坚决、彻底的革命性，也不像有些人所说是个大投降主义者。私放晁盖、题反诗、三打祝家庄、三败高俅这些故事表明，宋江是一个重义气、轻法度、有谋略、有胆识的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

第二种意见认为，宋江始终坚持地主阶级立场，诱骗梁山好汉投降了封建统治阶级，是十足的投降主义者，是封建主义的奴才，是葬送农民起义的叛徒、镇压其他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如张政烺《宋江考》认为历史上的宋江勇悍狂侠，才识过人，是一位为了反抗封建压迫作殊死斗争的英雄。但是《水浒传》中的宋江却对宋代皇帝有忠义，念念不忘朝廷赦免的诏书，随时打算投降，是一位封建主义的奴才。

第三种意见认为，宋江是个农民起义领袖，但其思想性格是复杂、矛盾的，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公盾《谈<水浒>》指出宋江如历史上若干农民革命起义首领一样，一方面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另一方面对于统治阶级皇帝则存在着不少幻想，甚至希望招安。《水浒传》正确反映出这一农民革命起义领袖身上所存在的革命性，同时也刻划出了在他身上存在的软弱性。

这三种意见分歧很大，但其评论的方法和原则却比较一致，就是都强调宋江的阶级性、人民性、革命性或妥协性。只不过，第一种意见主要着眼于宋江招安之前济困扶危、反贪除暴等造反行为，而基本上无视宋江后来的招安之举；第二种意见则着眼于宋江的招安思想和行为，并因为招安给义军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而否定宋江，将其前期的功绩也一笔抹消，曲解为“早年投机”、“混入革命队伍”等等。因此，这两种意见可以说是简单化、片面的。第三种意见则是分阶段来评价宋江形象，既强调其革命性，又注意其妥协性，并从其阶级出身、教养等出发来解释个中的原因，结论要相对全面一些。但总起来看，这些意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简单化、机械化的庸俗社会学倾向。

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宋江形象评价中本已存在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更是日趋严重。宋江几乎被一致地指责为混进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农民革命的叛卖者、封建统治者的奴才与走狗。如王雅林《孔孟之道德信徒、地主阶级的走狗——评<水浒>中的宋江》、秦家伦《也谈<水浒>中的宋江》。

文革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这之后《水浒》研究逐渐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束缚和政治因素的干扰，重新步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研究者们解放思想，积极运用新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对宋江形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新鲜、深刻的见解，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笔者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学说进行梳理介绍，可分为七种学说。分别是忠义形象说、英雄领袖说、吏胥强人说、阴谋家与投降说、理想化形象说、悲剧性格说、复杂性格说。

第一种忠义形象说，如欧恢章的《对宋江形象的再认识》，他认为作者赋予宋江忠的性格，同时又赋予了他义的性格，忠和义两个性格侧面交织在一起，其忠君和孝亲的本质是忠于封建的纲常和法度，而义在宋江身上的特点主要是利他精神。正是如此，他才扬名天下，为江湖好汉所爱戴。第二种英雄领袖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都把宋江定位为农民起义的英雄领袖，认为他具有不凡的英雄气概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如刘吉鹏《从刘备、宋江形象的塑造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的英雄观》认为宋江是天然的梁山领袖，众星之主，是替天行道事业的主要承载者和策划者、组织者。周甲臣《一个超悲剧人物的审美意蕴-宋江典型性格解读》认为宋江是《水浒传》中英雄中的英雄，是其他所有英雄敬慕和效仿的对象。宋江是作者最为注重，也是最想突出地一个人物。第三种是吏胥强人说，如廖仲安《再评宋江》指出宋江是一个吏道纯熟，刀笔精工但又身份卑贱，升官无望的吏胥。此后，宋江是一个善用权术、圆滑世故的吏胥强人这种观点逐渐兴盛起来。第四种观点是阴谋家与投降说，一些学者可能受文革遗风影响，还是站在阶级斗争的政治立场上指责宋江是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是混进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如王俊年《<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陈辽《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第五种观点是理想化形象说，如周克良《宋江性格系统述略》认为宋江忠义过人，信奉儒家伦理，但又雄才大略，有时无法循规蹈矩。这种知与行的矛盾被作者以“替天行道”、“顺天护国”八字大法巧妙解决，从而使宋江成为理想化的救世主，既达到了改造现实的目的，又大致符合儒教礼制规范。第六种是悲剧性格说，如常林炎《论宋江性格的悲剧特征》认为宋江一生身心分离，在精神的折磨中活着。他忽而身在官府，心在草野；忽而身在草野，心在朝廷。这个性格造成了他悲剧命运的形成。王变琴《悲剧的性格悲剧的结局——论宋江性格的两重性》认为宋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悲剧根源在于他的双重性格，忠义思想是他思想性格中不可调和的两个方面，这种反抗性与妥协性的矛盾使宋江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左右摇摆。性格决定了宋江的命运，悲剧的性格造就了他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第七种复杂性格说，这种观点强调宋江形象的复杂性，认为忠义形象说、英雄领袖说、吏胥强人说都是给宋江进行定性分析，过于简单化，忽视了人本身的复杂性特征。学术界对于宋江形象的复杂性存在着争论，焦点集中在其性格是矛盾的还是统一的，还是矛盾中的统一，这三种观点都有支持者。其一，持有宋江性格矛盾论的，如郭豫适《关于<水浒传>后半部的评价问题》提出宋江性格具有双重性，认为其一方面有诸多优秀思想品质，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封建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的影响，而这对矛盾——对封建王朝的“忠”和对梁山兄弟的“义”，是无法调和的。其二，认为宋江性格统一的，如赵小雷《宋江忠义观新论》提到宋江的一生，作为其行为内在动力的，就是封建士大夫的报效朝廷和建工立业的正统观念。宋江的矛盾是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而不是主观愿望本身的矛盾。其三，持有宋江性格乃矛盾中统一观点的，如于天池《明清小说研究》指出宋江他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他既是促使农民起义事业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导致农民起义事业变质、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在他性格的两面性上统一了起来。

总体来看，百年来宋江形象研究所走得道路是蛮崎岖的。在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下，甚至一度走上了邪路。文革以后，学界对宋江形象的认识，已经渐渐摆脱先前非此即彼的片面研究路径。新观点的大量涌现，与旧观点不断交融与碰撞，产生了很多读到的见解，把宋江形象研究推向高峰。

（二）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具思想内涵和审美意义的人物形象，是《水浒传》“忠义”主题的主要承载者，是作者人生理想的精神寄托。“忠义”是宋江人生价值观的核心，是他一生行事的最高政治准则和道德伦理规范。这也是宋江成为小说中最复杂最矛盾人物形象的内在思想根源。可以说《水浒传》是作者以“忠义”的思想为统领对宋江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并借宋江的悲剧命运描写了梁山英雄群体，以此来宣扬“忠义”的价值观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水浒传》主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宋江这一主要人物形象，而理解宋江这一复杂形象的核心又在于把握其“忠义”思想。

百年宋江形象的研究是崎岖的，曾因政治功利主义一度走上歧路。所以我们在评价人物时，不能简单地套用“阶级论”、“典型论”。宋江形象是在近四百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他带有多个阶级阶层的特征还有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道德标准。宋江既是强盗，又是忠臣；既是英雄，又是庸才；既是爱国御虏的将领，又是愚忠愚孝的奴才。总之，宋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我们在解读宋江时要把他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去审视。

笔者认为，宋江形象是矛盾复杂的，他的一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忠”与“义”的矛盾贯穿他人生。其“忠义”思想矛盾斗争的实质又是两种文化心态与价值理念的冲突。“忠”的思想千百年来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在传统文化之中。到了宋朝，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更加思辨化、系统化，也更加的僵化。而在到了元明清时期理学上酝酿着个性解放的思潮。“义”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义”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真诚，是制约朋友关系、兄弟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但是宋代“义”的兴起具有鲜明得市民性，是缘于新兴市民阶层的一种文化心理需求。它脱胎于传统文化中的“义”思想，与商品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利益关怀为重要纽带，以市民游民阶层为受众主体，将个体追求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所以，宋江的“忠”和“义”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物质基础、社会心理基础与价值目标，存在着传统与现代、正统与江湖、主流与边缘、道义关怀与利益关切的对立。这也造就了宋江这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形象。我们不应以现代人的眼光和价值尺度去苛求和衡量小说中的历史人物，而应该把宋江放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里去审视，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宋江人物形象。